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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拥，熙熙攘攘，故世的或健在的语言大师们舌吐莲花，从我眼前列队走过。我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本书；是这本书给了我与他们交谈的一次机会。
其实在十多年前，中国出版界有名的选题大王、现在担任一家出版社总编的陈绪万先生，就曾经向我谈过这个选题。他说，将那些文学名著中的妙语警言，像提炼糖精一样地搜选出来，集其大成，编成一本厚厚的书，那该是一本多么奇妙的书呀！它肯定有很好的销路，它肯定有很多的读者的。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也常常有这种遍搜天下美物于一室的想法。我曾经说过，我阅读过的书籍可以开一座小型图书馆。而在阅读的途中，那些庄谐并出的大幽默，那些四两拨千斤、一指捅破伪善道德的大智慧，那些令人捧腹令人喷饭的俏皮话，那些人类的巧舌头所能说出的奇妙的声音，总带给我极大的喜悦，总让我流连其间而久久不忍离去。每当这时，我就想应当有这样的一本书才对。
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出现了，它的名字叫《中外俏皮话经典》。编选者是两位年轻人郭世平、高海潮。我想社会有理由向他们付出的巨大劳动量致敬。我们是这项劳动的受益者，而我是受益者中的第一位。此刻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就感到一种全身心的喜悦。这种喜悦是在接近智慧时才会有的，是在用大师们的智慧洗涤自己被世俗荼毒的心灵时才会有的。
我记得好像是拜伦说过这话：将全世界女人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然后让我去爱这个女人，让我紧紧地拥抱她。——面对这本书，我就感到这本书像是在实践拜伦的这句话似的。我还记得尼采说过一句话：我的虚荣心是，用一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此刻面对这本书，我能不能这样说，这是一本用无数个尼采式的“一句话”集纂而成的大书，它的厚度远比被你现在看到的要多得多！
幽默是人类挂在腮边的一颗无可奈何的泪滴。人类的童年大约是没有幽默的，它只有青春的欢笑和小夜曲。当人类那小小的胸膛有一天被苦难、被悲怆、被世俗填满时，它需要排遣和稀释，这时，幽默出现了。幽默之于人类，正如牛黄之于牛、珍珠之于蚌一样，既是宝物，又是一种病。
面对这本书，面对人类的天才们用自己的智慧浇灌出的这些宝物，我突然一阵阵心疼。十九世纪的欧洲，当所有的有闲阶级都躲在沙龙里争先卖弄自己的俏皮话时，全欧洲最会说话的一个苍白青年却悄悄地远离热闹，躲进他的斗室，用笔对着他的纸说话。这人叫普鲁斯特，他说出的那厚厚的一本子话叫《追忆似水年华》。还有我们的短命的天才王小波，他的那些闪烁其词的痴人痴语，字里行间，其实都是在向我们暗示他将不久于人世，可是粗心的我们竟然毫无觉察。直到他撒手长去，我们才发觉这一点。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串长长的受难者名单，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的类似上面那样的故事，那么这里不说也罢。
天下最厉害的是三张口，一是乞丐的口，吃遍四方；一是媒婆的口，传遍四方；一是文人的口，骂遍四方。这是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两拍”里的话。文人的舌头，是何等的尖酸，何等的刻薄，简直让人读了有如芒刺在背之感，但是同时，那种悲天悯人的大怜悯又令我们生出怎样的暖意呀！
朱起凤发愤编《辞通》
？ 顾关元
前些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辞通》，全书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是仅次于《辞海》、《辞源》的一部古双音汉语词典，并称“三辞”。它的出版为我国的辞书填补了一项空白。
关于《辞通》的诞生，得先从编纂者朱起凤说起。
那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朱起凤在他外祖父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的提携下，任海宁安澜书院教师（实职为阅卷，吴任该书院院长）。在一次阅改学生的课卷时，他把学生卷中“首施两端”错认为笔误，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前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后者见于《史记》、《左传》。朱起凤遭受到这样的奚落，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此发愤，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
要弄通古双音词，这要在大量的经、史、子、集等典籍中搜集有通假现象的词，并一一地进行考订、辨析，工程是非常艰巨的。朱起凤以个人的力量花了三十个寒暑，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这部《辞通》。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极罕见的。
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词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到正式出版时遂定名《辞通》。
朱起凤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他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一九二四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起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二人。商谈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多方奔走并著文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出版。最后书稿为夏丏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所赏识并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全书六千元买下书稿，至此《辞通》遂告正式出版。
《辞通》分为上下两卷，章太炎、胡适都为它作了序，对它的学术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三四年上卷五千本在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一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
道德的理想高度
？ 李 跃
据某报报道，一位小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从飞驰的火车车轮前捡起一分硬币，是因为硬币上有庄严的国徽，不忍其被车轮碾碎。《南方都市报》上有一篇评论，对这种乱加概念人为拔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并辛辣地嘲讽道：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将硬币掉进了阴沟里，是否就是对国徽的玷污并据此判其有罪呢？
我心有戚戚焉。长期以来，我们对待道德范畴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理性，总是无节制地将其提升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比如说，过去记者在采访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时，总不忘问上这么一句：“你在挺身而出时想到了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么做了？”如果当事人回答说没想到什么，记者便会加以提示、启发，直到有了令他满意的答案为止。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变，但我们在稍稍留意那些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时，依然能从中发现刻意为之的神化的痕迹。
先进人物当然需要宣传，值得报道，但是，整个社会自有其一套相应的道德评判标准与价值尺度，如果一种道德超越了其历史局限让一般人远远望尘莫及，那就是一种虚伪的道德。我们在宣传某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时，常常会罗列一些细节加以佐证，如某某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昏倒在岗位上；如某某家乡拍来电报，父亲或母亲病危，希望其从速赶回，我们的先进人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以工作为重留下来，自古忠孝难两全……不知为何，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不知道作者到底要向我们灌输些什么？健康无价，生命可贵，这一份工作真的重要到连身体也不顾了吗？连请假上医院检查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主人公的这种献身精神值得钦佩，却不宜提倡。
至于为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