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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都要通一两次书信，保持联系。他的生活虽较北大荒的流人稳定，但中间仍经过流离播迁，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拨乱反正以后，他才活跃起来。调到青海省文艺研究所，搞创作，写过《秦王新政》、《马五哥与尕豆妹》等剧本，主编刊物，俨然成为一方权威了。
1981年，他有机会带着几个小青年出省交流，地点可以自选。他不选北京，不选上海，偏偏选了贵阳。一意想和难友相会，共话二十余年的别情。
一见面，我们共同念出杜甫的“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句子。二十多年过去，他满头白发了，而当时只有五十八岁。可见多年处境之艰涩。
那两天，我们先是在他下榻的贵阳云岩宾馆，后来又在我住的南明堂宿舍中，扺掌而谈别后沧海事，感慨万千。谈话中，我介绍了北大荒三年的实况。一幕幕的惨剧，他听了目瞪口呆，为我庆幸说：“你受苦了！真称得上是劫后余生啊！”
我说到寒冬时节，在零下四十度的马架子里，半夜起来解手，从被窝里出来，满身热气腾腾，就如新出屉的包子一般，他为之动容说：“比喻太生动了。”
1985年他从西宁迁居南京，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从事文史研究。虽年逾六旬，仍十分勤奋，屡有新作问世。上海《解放日报》曾连载他所著的《七君子之狱》，后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5年初，传来他脑血管栓塞的消息。1997年我去上海小住，专程到南京凤凰西街去探视。
他当时曾第二次发病，出院不久，躺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中。半身活动障碍，只能扶着床栏围床绕行。言语迟缓，说话时，间断地吐着单词。
他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目光呆滞地缓缓陈述病况。此情此景，我们已经无法流畅地交谈了。
1999年3月，于越兄与世长辞。遗孀郑定英女士撰写的怀念文章中，录其遗诗一首：
一事无成两鬓斑，文章拱手让后贤。
少年得志缘小慧，根基浅薄醋半坛。
平日自省无他短，短在老始识愚顽。
有心追鞭心已颤，聊坐夕阳看远山。
诗句多自谦之词，但从中仍可以感到多年来他的苦涩与苍凉的心境。
朱启平晚年留下了又一名篇
《大公报》社当年流放北大荒的八个人中，到2002年秋为止，四人健在，三位逝去，只有尤在兄情况不明。
健在的，除了我，有徐文兰、高汾两位大姐，和年龄最小的一位——石文华。能平安进入二十一世纪，得以呼吸在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中，是很值得庆幸的。
逝去的三位是朱启平、萧离和余悦。其中萧离的情况，前文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余悦的情况我所知不多，八十年代初在她贵阳的府上见过一面，并承她带病下厨，为我做“肉丝面”一大碗。后来听到的则是她已故去的噩耗。
朱启平兄，是我们去北大荒八个流人中的老大哥。从1958年7月在云山畜牧场分散，就无缘再谋一面了。1960年夏天，他从北大荒回京，调到张家口部队的一所外国语学院，多年从事外语教学。拨乱反正后，1978年恢复香港《大公报》工作，1985年退休。1990年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93年末病逝于加州，安葬在那里碧草如茵、青松挺立的墓园中。
我们相识于《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那时他在香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工作。从四十年代开始，他曾任《大公报》驻国外记者多年，发表过多篇佳作，是一位名记者。我当时是个小编辑，工作上和他并无接触。只是因为我担任工会小组长，他是小组组员，每月一次，我要去收会费，有机会聊聊天。另外，他喜欢运动，我们常常一起打羽毛球，他是把好手，因而相熟起来。
他怎样落网的，我一点不记得了。后来就走进同一个战壕，同到北大荒了。起初三个月——1958年4到6月，我们同在萧离当组长的二十一小组中。他身体敦实，不管干什么活，他都可以顶一个棒劳动力使唤。那时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后来劳动组合打乱重组，他被分到烧炭组，进入完达山麓某处，以后就失了联系。直到1960年底我回到北京，才听说他已先我半年返京了。“文革”前他和萧离时有联系，说他在学校很受学生的欢迎。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又在美国多年。教英语是小菜一碟。
拨乱反正，他回到香港《大公报》后，常有新作发表，可惜我彼时身在偏僻山区，看不到外地的报刊。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他的新作《伟大的平凡——科龙贝行遐想》，我深深地受到吸引并为之感动了。我再三诵读，以为语言的优美、意境的深邃、感情的纯厚，超出了他的名作《落日》。
他在文中描写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照阶级划分，戴高乐应该属于资产阶级吧，作为伟大的反法西斯民族英雄，他的墓地应该选在巴黎或者其他通都大邑，然而不然，他和他早夭的爱女却埋葬在距巴黎数百里之遥的一个小小村落——科龙贝。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伟人的墓地十分简朴，位于一个教堂的墓地群中。他写道：“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就在小径尽头，也是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
“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石是普通的石头……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接着写道：“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现的！”说得何等好啊！
很遗憾，关于尤在兄近几年的情况，我所知甚少。
1960年他从北大荒返京后，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县里的中学。不久，遭遇婚变。“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怎样一来，他到北京过起流浪生活，粮票和饭费全靠亲友接济，夜间，就睡在公园、医院或车站的长椅上，重温儿时的流浪岁月。这大概是他欢欣鼓舞迎接解放时，料想不到的吧！八十年代初，被安排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约在1985年离休。那两年他曾到《经济日报》社来过几次，我们还一起在一家饭铺小酌。
其后不久，他和在北京工作的前妻复婚，迁回北京居住，料理家务，照顾小外孙，坐享天伦之乐了。九十年代初，听说他的夫人病故。又听说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后来就失去联系，听不到什么消息了。
他年轻时是很有冲劲的记者，敢闯敢干敢写。惜乎生不逢时，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有不少创新建树吧！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现在我写这篇怀念老友的文字，决非谬托知己，品评他们的生平风貌，只不过勾画一鳞半爪，聊表对故人的尊敬和怀念而已。
家书后面
家 书 后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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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到上海参加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研讨会。我本不是胡风学术研究中人，只因筹集会议者的邀请，加上也想看看这个难得召开的会如何开法，所以不惴以旁观者门外汉的身份准时忝列会中。这天薄暮到达会议报到地点，一看与会人员，有许多斑白老人，且又扶着搀着，上下电梯，身边还跟了同样老态的妻及年轻些的子女，顿然觉得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会。算一算，胡风的生辰已是百岁，他过去的友人和弟子，活到今天，已属不易，还能够参加这样的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则更加不容易了。后来在楼上，又见到有一屋子，老者云集，各各招呼寒暄，大概都因视听不好，所以彼此大声说话，竟然满楼喧腾。推想这次会议的性质，有既为死者之祭亦为生者之聚的意思。
且说会议，到底还是以学术为重，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会场，就有一大袋论文发下来。论文作者大多为胡风研究方面的年轻人，这与昨天所见的感受又多有不同，看来年轻一辈对胡风虽说隔了不止一代，无直接的感情联系，但学术上却又相当认真，要把胡风当作一种严肃的历史对待，做深入的思想文化研究。我自然也索取一袋，且不顾台上的演讲，一篇一篇翻看下去。忽然就看到厚厚的论文中另有一份《胡风致梅志家书选》。正文前有短短的说明：
1949年9月至1953年7月期间，胡风因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