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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来，情不自禁地面露得意之色。
萧凤则插话说，这些日子湖南的来客，我们应接不暇，我要不断地下厨忙活。昔为座上客，今为灶下婢了。当然，他们不仅热情待客，还为湘西的经济发展多方奔走。
1994年前后，萧离的脑萎缩症有所发展，为了得到照顾，老两口把房子换到北京西郊中央民族大学的职工宿舍，和小女儿向红笳教授为邻。中央民族大学隔我家一站之遥，我得以就近探望过几次。萧凤那时除了冠心病外，又患颈椎病，曾经平地摔过一跤，因此在室内常常躺在沙发上会客。但思维仍然十分敏捷，语言依旧犀利无比。
谈起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某位人士时，她说用三个字可以概括：“愚而诈。”说到运动最后她在结论上签字时，她说：“我拿过来，看也不看一眼，一挥而就。为什么？我藐视它！”
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是1994年春天。她电话约了高汾大姐、杨零沧兄和我，到家里叙旧。电话是她亲自打来的，声音还是那样清脆，对我说：“你年轻，早点来，帮着我招呼招呼他们二位。”
面对面坐在沙发上。我们先听萧凤介绍萧离的病况，被介绍的萧离坐在一旁，似乎也在专注地倾听。萧凤说，现在白天萧离的主要活动是睡觉了。晚饭后放下筷子，洗漱以后，就脱衣上床。这一觉睡到夜间一两点钟，就听到他起床了，然后就在他自己卧室的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遛累了，又躺一会。天一大亮就到萧凤的住房来要吃的。早餐和午饭后，走走坐坐，然后还是睡觉。
客人来了，有的好像认得，点点头，但不交谈。有的客人他则完全不理。
我们三个人这天受到特殊优待，不仅微笑，还握了握手，而且一直陪坐在沙发上，表情还有些活跃，并没有去睡觉。
我们交谈时，他不仅留意倾听，甚至还插了一句话。当萧凤谈到傅作义将军对他们双双打成右派十分关心的时候，萧离忽然插了一句：“傅将军认为我们受了他的牵累！”萧凤说：“萧离今天有点‘神’，居然插话了。”
那天萧凤特别高兴，本来小保姆已经做好了饭菜，她又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
吃饭时，老两口坐在一边。萧离坐在那里，拿着筷子不动，等待萧凤一样一样地给他向碗里夹菜，说声“你吃吧”，才动手吃饭。刚才的一点“神”气，似乎又消失了。老朋友们看着不由地感到一阵酸楚，叱咤一时的二萧，垂垂老矣！
此后不久，听说萧凤又约请了《大公报》四位老同事，谭家昆、严婉宜、张定华和孙观华去聚会了大半天，并且合影留念，被称为五婆合影。
很明显，她已经预感到来日无多了！1995年3月，这位杰出的女记者溘然逝去。终年七十八岁。按照她的遗愿，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甚至没有给老朋友们发一个讣告。这是符合萧凤的风格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走了。显示出那种“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的通脱精神。
她留下的作品，有自传体小说《草木一生》，小说《巴山不了情》。
其时，萧离已经失去了辨认事物的能力，于懵然不觉中失去了亲爱的终身伴侣。
一年多之后，1996年7月间，萧离谢世了。终年八十一岁。留下的作品有《故园篇》。
三个待决之囚在旧报纸堆中度日
在《大公报》划定右派时，听说曾拟将萧离、萧凤、单于越、尤在和我列为一个右派小集团。但五个人惟一共同点就是都属于记者部，可能过于牵强，所以未加张扬。在我的罪行中并未列有这一条，但隐隐约约地可以感到一点痕迹。
我和单于越兄的交往，在反右派运动之前，不仅不算密切，而且是稀少的。他来自上海报社，两报合并后，又留在上海记者站。直到1955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只听大家说他才气纵横，对戏剧情有独钟。真正交往是在我们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
1957年10月份，《大公报》社开大会宣布了划定的全部右派分子的名单，运动基本结束了。
在此之前，报社三楼的公告栏上，贴出一张公告，宣布高汾在中共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位1938年十八岁时就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著名女记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为新中国奔走呼号亘二十年，最终竟然被戴上一顶右派的桂冠！
当年11月初，可能是待决之囚的废物利用吧，报社整风办公室通知高汾、单于越和我——已经定罪尚未发落的三个人集中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查阅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又以1926到1948的二十二年为重点。范围是社论、经济论文、文艺副刊。要求抄写篇目，摘录论点。目的何在，指导思想是什么，无一字交代。这也是出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指导思想吧！说来，也算是缘分，我们竟有机会在一百多天中翻了一万多份《大公报》。
三个人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与五百多本报纸合订本为伴。桌凳之外，还有一张小床，是我睡的。当时我的妻子已经调到重庆，我单身住在报社。
那时候，报社反右派运动虽已基本结束，而交心运动、双反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楼下有的楼层的过道里，还是大字报的海洋。我们三个人如在世外桃源，整天就与那些旧报为伍。动作要小心翼翼，因为报纸纸色已经泛黄，纸质则已变脆，稍不留神，就会哧的一声撕开一个大口子。
虽然没有人监督，三个人都仍然呼吸着多年积尘并埋头苦干。工作时不苟言笑，只是认真阅读，振笔疾书。至于是否心无旁骛就不好说了，沉甸甸的右派帽子戴在头上，压力不小的。
前后约四个多月，每个人都抄录了几大叠资料。但究竟干什么用？我一直没想通。当然如今那些东西早已成为垃圾了。但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精神总算有点寄托。我当时只身在北京，而周围的熟人又格于“孤立右派”的规矩，不相往来，确有“举目言笑，谁与为欢”之感。三个人一打堆，轻松一些了！
想起那段日子，更令我怀念单于越兄。他当时几乎每逢周末，都与我作伴的。下班以后过十来分钟，等报社人员纷纷离去后，两个人慢慢踱出来，沿着永安路向东南方向的天桥走去。
那时的天桥还有综合市场的味道，卖吃的、用的，小摊林立，小戏园、相声场等也还有几家。我们两个人则径直地朝一家小酒馆走去。常常是花生米、五香豆腐干各一碟下酒，然后是每人半斤炒饼。偶尔一两碟小炒，就是打牙祭了。吃喝什么并不在意，要紧的是三杯入肚，顾忌全消，各种话题，纷至沓来，自得其乐了。今天看来，那些话都可以在大马路上高声嚷嚷，但在当时，只能两人对座，窃窃私语。
当年12月间，一个寒冷的夜晚，他请我到东城小经厂一家剧场去看了话剧《右派百丑图》。因为剧名有点刺激性，我们要去看看右派们的种种丑态。但看下来，两个人摇头不已。因为这出戏不过如同报纸上的拙劣记事，毫无喜怒哀乐真情蕴于其中，太令人失望了。
用单于越的话说，没能糟踏到右派，反而把戏剧给糟踏了。他于戏剧是内行，当然是对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戏剧界的托儿，何等无奈。
1958年3月，我们各自得到应有的发落。我去了北大荒，过了三年流放生活。
高汾也去了北大荒，做了一年多的流人，干过多种农活，长期当过炊事员。人们在那里看到的，再不是秀丽出众的女记者，而是满目灰尘烟火色的伙夫了。由于长期劳累和饥饿，当年冬季，她的脸部已经浮肿。常言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大公报》的伙伴们都很为她担心。所幸的是她于1959年夏季调回北京，仍留《大公报》副刊部工作。1966年报纸被迫停刊后，曾被分配到北京市新华书店仓库工作。拨乱反正以后，她回到新闻界，在《经济日报》编辑副刊，写作甚勤。离休后，至今仍然为上海《新民晚报》所倚重。她在北大荒的一些情况，我将另文介绍。
单于越下放到青海省。到西宁之后，被安排到文教厅。说实话，我后来深为他庆幸，他身体比较单薄，如果他去了北大荒，经历那么多的苦战夜战，加上1959至1960年的长期饥饿，能否生还，很难说的。
我们每年都要通一两次书信，保持联系。他的生活虽较北大荒的流人稳定，但中间仍经过流离播迁，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拨乱反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