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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年久失修的迹象。
徐、彭二位住的是北房，各占一间，中间是堂屋。徐公先引我们到西间看望子冈。小屋约七八平米，一张单人床和几个旧箱柜外，只有两张方凳。
子冈侧面向内躺在床上，双眼闭着，人虽然不算消瘦，但面色苍白。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名震大后方的记者，就病卧在如此简陋的卧室中，令人心中感到有些沉重。
1988年1月，子冈与世长辞。她终生的信条是：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澈赤诚的人。对此她是贯彻始终、问心无愧的。
她的遗作已结集出版的有：《时代的回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挥戈驰骋的女战士》等。
在徐、彭二位中，我接触较多的是徐盈，那时候我们年轻记者都习惯称他为徐公。
天津《进步日报》创办初期，曾任上海《文汇报》主笔的宦乡担任临时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久他转入外交界，徐盈接任这个职务。他领导整个报社的编采工作，还兼任北京办事处主任。当时不过四十岁出头。
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长者，我从未见他疾言厉色。虽然是名人，又是领导，但和年轻人常常称兄道弟。我第一次听他称我为永良兄时，有些吃惊，以为他叫错了。后来知道他对许多人都是这样称呼的。
他工作十分勤奋。1949年，我还在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的时候，《天津日报》一位负责人去上海，途经济南，应邀到《大众日报》和采编人员谈进城办报的体会。他说城市报纸工作的特点就是要快速，记者要有满场飞的本事。特别举徐盈为例说，《天津日报》好几个记者在同一天里都碰到徐盈去采访，他有满场飞的本事。
徐盈每次从北京到天津，都睡在副刊部里一张单人床上。晚间，大家有时到他那里聊聊天，我曾躬逢其盛，得到不少教益。
记者如何做采访工作？徐盈强调目光四射，不搞单打一。记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下去采访，要带齐十八般兵器，钩子、抓子、叉子都带上。能钩的就钩，能抓的就抓。他爱说的话是，记者要做好事之徒，有枣的树打三竿子，没枣的树也要打它三竿子。
有段时间，我编发“史学”和“经济学”两个专刊。主编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授。徐盈负责联系。他一再嘱咐我要尊重这些专家、学者，说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是国宝。他说：“他们的玩意儿，够咱学一辈子的。”
1952年，徐盈奉调到政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任副局长，脱离了新闻界，老同事都为此感到可惜。1953年，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先在天津，后迁北京出版。两报合并之初，风传他可能归队，大伙儿听了很高兴，但终未实现。
1957年他如何陷入右派沼泽，我不得而知。但依常理分析，一位多年从事自由职业而襟怀坦荡的人，当时被划为右派，怕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吧！改正以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组长。
1986年我和谢牧过府访问时，曾向他请教如何编好企业家列传。他很赞成编这套书，并协助作了些谋划。他告诉我们，多年来他积累了不少资料，现在四处堆放，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了。我们看到他那间小屋里堆放着一些箱柜，对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移动都困难，更不用说清理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公报》老人们的一次聚会上。那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召开的收集《大公报》史料的座谈会。徐盈在这次会上遇到二十多位老朋友，他很兴奋地和大家打招呼，十分活跃，仿佛又看到五十年代初期他的身影。
1996年12月，徐盈病逝于北京西四北六条寓所，终年八十四岁。他留下来的作品中，已出版的有：《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北平围城两月记》等，小说集有《战时边疆的故事》、《前后方》等。
大好年华遭遇厄运的萧离、萧凤
在我的右派定罪材料中，一再提到的是我和萧离、萧凤夫妇的关系，话里话外，都暗示我们过往甚密，沆瀣一气。其实是不确的。
我们相识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虽同在一个报社（进步日报），但他们在北京，我在天津，只是偶尔见面。《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后，我调北京在社长办公室，他们伉俪则在贸易合作组，工作上联系不多。
当年，他们两位都已年逾三旬，萧离常常开玩笑地自称“一把年纪”，且是知名度甚高的记者。我是初出茅庐的后学之辈，又生性疏懒，不善交际。我们之间生活交往甚少，如司马迁所说的“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要说来往比较密切，则是萧离和我结伴为流人之后的事。在北大荒，我们同戴一色帽子，同睡一个通铺，同吃一锅饭菜，同干一种活路，属于“四同”的患难伙伴。当年相濡以沫的情景，我另有文字记叙。
我从北大荒幸而生还归来，已是1960年年底。回京后，有半年被安置在《大公报》资料组干剪贴报纸的杂活儿，到1961年下放贵州。这一期间，我去萧府串过两次门儿。那时他们还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羊尾巴胡同。但在那种年代，我们又是“有身份”的人，口欲言而心惕息，没多少话可说的。
我后来一去贵州十八年。中间曾几次到天津探亲，路过北京，一般不敢惊动熟人们，但因为有“北大同学”这份关系，萧府和高汾的府上我总要去看望一下。平时也偶尔有书信往还，互道健康而已。
新闻业务方面，我没有亲聆过他们的多少教诲，但从阅读他们的手稿和作品中，学到不少东西。
萧凤出身于北师大，敏而好学，博览中外文学名著。撰写文章，无论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挥洒自如，不落窠臼，不时杂以口语，显得生动活泼。她写作时十分认真，身旁的字纸篓里，总扔有一些废稿。不像时下一些作者，运笔如飞，总是一种腔调，雷同词语，粘贴复制，自我抄袭，不堪卒读。她写一笔漂亮的楷书，端庄秀丽。手稿卷面十分整洁，不作涂抹。这种稿件，说实话，当编辑的都舍不得删削。
萧离属于专家型的记者，所写人物大多是专家、学者，诸如俞平伯、梁思成、裴文中、常书鸿等，都是各方面的大师。他出身北大，十分熟悉这些学者，了解他们的专业，因而也掌握了大量的知识，是记者中的专家。他自称“一把年纪”，大家和他开玩笑给加上四个字：“学问很大。”
他运笔老练，无可挑剔。不过由于所写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文句较为舒缓，活泼和流畅方面要较夫人稍逊一筹了。可能由于临过碑帖，字脚较长，而稍稍向右倾斜，字常常写出稿纸格子。大家开玩笑说，他的字“右倾”并且“不拘一格”。
他们所写新闻报道体裁的文章，部分收在《二萧离凤集》（中国城市出版社）中。
我们交往较多，又敞开心扉地无所不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萧府已经搬到北京西坝河东里，我去拜访过数次。而且承蒙赏饭，萧凤大姐亲自掌勺，至今仍觉齿颊留香。
话匣子一打开，往往滔滔不绝。五七年以来的遭遇啊，北大荒的风雪和故人啊，老朋友们的悲喜啊，事态的变迁啊，说不尽，道不完。
在这种场合下，萧凤简洁、明快的语言突显异彩。提起1957年的事，她说：“不是有个电影叫‘难忘的1919’吗？我的电影叫‘难忘的1957年’。”“一想起永安路《大公报》社的那座楼房，我的血压就升高。”
萧凤的快人快语，在《大公报》是出了名的。她的另一特点是喜怒均形于色。笑起来，咯咯作声，清脆响亮；偶尔生气的时候，脸色一沉，如同罩上一层寒霜，很有点威严。我怀疑萧府是牝鸡司晨的，在她所写的自传体小说《草木一生》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然这毫不影响萧氏夫妇伉俪情深。
萧离的谈话除去有关北大荒的老话外，侧重于宣扬他的家乡——湖南古丈，他出身那里的土家族，本来姓向。家乡靠近的张家界，现在已列为世界园林了。他谈起天子山、金鞭溪、猛洞河来，如数家珍，兴奋而沉醉。他们夫妻去过两次，不仅饱览了旖旎风光，而且饱享了故人的情谊。走到哪家，都是倾其所有地盛情款待。萧离谈起这些事来，情不自禁地面露得意之色。
萧凤则插话说，这些日子湖南的来客，我们应接不暇，我要不断地下厨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