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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的诸般话题中，明末士人关于“不即死”的议论最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同时也最能见出道德的血腥。张苍水起兵抗清不果，临难诗中便有“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之句。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政权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苍水也要拿他与文天祥互较高下叹其死迟了，从此足见早死与迟死在当时情境中被赋予的严重性。在这种语境中流传助人死的佳话便不足为异了：瞿式耜劝永历帝于偏安之局不可得时速死，刘宗周的弟子劝其“早自决”都被传颂一时。至于因各种原因未能即死者，如魏学濂，后虽自缢，也不能为时论所谅，即使是极力为魏氏辩诬的黄宗羲，在猜测了一堆魏不即死的理由后，也要大表遗憾向时论看齐。只有浙东史学的巨子全祖望在文集中一再婉转声称“何必死乃足重”？然而此声太过微弱，几被浓浓的道德血腥淹没殆尽。
对文人来说，一瞑不视不等于一了百了，更大的考验尤在死后。易代之际，钱谦益辈固逃不脱所视所指，即泉下之人甚至忠烈义士也难免被敲打。明亡后，处处可闻如下讥诮，“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周作人论史算是持论通达的，他在文章中也不止一处地征引前人一段笔记：“《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知堂老人以为“此语甚精”，但在我看来，这种讥评以一种现世的精明而自得，实则最为残忍苛酷最不讲理。揆诸史实，明末事之不可为，正陈子龙所说“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又岂是几个士子所能挽回？在不可为的绝境中我们责他未拼命做事难道不等于说他死得活该么？若起死难者于地下，他会不会慨叹生难死亦难而彷徨于无地？何其“忍”乎！
钱穆治史主张对古人表一种同情，对于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同情的不仅仅是他生死两难的痛苦选择，更应该同情士人注定在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的那套价值系统里打转儿的困境。我们看明末士子关于“死”的种种驳难，貌似针锋相对热闹喧腾，实则都不出固有伦理的范围，一片道德的血腥处，杀人者手持那把刀，被杀者手持的仍是那把刀，这是一个宿命的悲剧。要走出这个怪圈和悲剧，基本的一条是树立这样的理念：作为个体的“死”，无论其意义多么重大（所谓“意义”其实鲜非某种异己的力量所加），首先它都是一件个人的事情。窃以为这是我们迄今所忽略的，而它正是建设死亡哲学的第一步。让我们经此由“死而下学”走向“死而上学”吧。
有关《资本论》的两个话题
——对《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涉及史实的考辨
？ 许锡强
讲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编入旧版高中语文第2册第9课、新版高中语文第1册第3课），往往包含这样两点背景知识介绍——
1。马克思临死时的情况：还在写作《资本论》，“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1〕。
2。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友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资本论》整理完工”〔2〕，是“《资本论》的完工者”〔3〕。
事实上，有关《资本论》的这两个话题也散见于世界历史、品德修养等多方面的著述中。但是，质诸最原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材料，却能发现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站住脚的。
一、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吗？
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这种说法究竟怎样开始流传，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那两本最权威的分别由弗兰茨·梅林撰写和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的《马克思传》，都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并且，作为马克思的伟大朋友，恩格斯无疑是马克思晚年生活的最权威的见闻者和叙述人，然而在他自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书信和著作中，却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上述说法成立的材料。
疾病可以说是马克思晚年最大的敌人。恩格斯在研究《资本论》手稿时就发现：“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4〕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病逝，这对马克思构成了怎样沉重的打击，没有人比恩格斯知道得更清楚了。“摩尔（马克思的外号）也死了。”他在灵床旁边对正在哭泣的爱琳娜·马克思说〔5〕。事实也真是如此。1881年12月29日，马克思开始辗转在英国的威特岛和法国、瑞士、阿尔及利亚等地疗养，直至1883年1月11日燕妮·龙格突然去世；他大女儿的猝死又给马克思以致命的打击，或用他小女儿的话说，这个噩耗“是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6〕。不久，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在恩格斯看来，“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概念），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7〕。（对世界的认识如此，将认识进而转化为著作存在当然更是如此！）在上述那样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下，事实上马克思在1881年10月即已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校对清样）都已无法完成，又怎么能够继续《资本论》往下几卷的写作工作？
上述判断在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晚11时45分致左尔格的信中可以获得印证。左尔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叙述了马克思自他夫人逝世以来的详细病情及直至临死前的状况。其中不仅没有讲到坚持写作《资本论》，反而在其后有这样一段议论：“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怎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8〕活着痛苦，死包含着一种安慰，如此等等，都指谓着马克思临死前的状况：无力继续写作《资本论》。
上述判断也在恩格斯1883年3月2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获得印证。“今天尼姆在摩尔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第二卷，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五百多页对开纸。”〔9〕很显然，如果马克思临死前还在写作《资本论》，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的手稿，那末他的手稿也就不会直到他逝世之后十一天才被尼姆（即他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找到。
上述判断还在马克思“瞒着”恩格斯写作的习惯中获得印证。为什么要“瞒着”恩格斯写作呢？在1883年4月7日和8月30日分致拉甫罗夫和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有这样的解释：“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同他纠缠不休，直到同意发表为止〔10〕）。”〔11〕而马克思临死的时间即下午两点半时候，正是恩格斯去“探望他的最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