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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波斯特和英德尔教授都不承认自己是英雄。二十三岁的波斯特（“Boast”这个姓的本意是“自夸”）不但没有自夸，反而很谦虚地说，当时的举动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甚至记不起自己是如何穿过教室冲向枪手的。英德尔教授则说，听到枪声后，他推开教室门，见满地是伤者、死者和鲜血，他本不打算进去，却见戈登－布朗博士已经受伤，他才进去接替后者的位置。
依我看，面对这类突发暴力事件，人的本能反应必定是躲避危险。因此，波斯特最初扑倒在地完全合乎常理。然而，要从地上再爬起来面对枪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也许有人会说，波斯特身高一米九五，又当过全维州大学中国功夫比赛的冠军，他有与那枪手搏斗的能力。我想，中国功夫可以帮助波斯特在搏斗中获胜，但促使他一跃而起则另有原因，应当说，跟这个来自吉布斯兰德（Gippsland）乡村地区的小伙子的人格修养有关。因为谁都明白：你身长丈八也好，功夫了得也好，终究不过是血肉之躯，能抵挡那呼啸而来的子弹吗？
与戈登－布朗博士的个人风格迥然不同，英德尔教授喜欢身着体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上班。他显然是个头脑相当清楚的人。进入血案现场后，他接替戈登－布朗博士抓住枪手，又低声对枪手说：“……事情会很快了结……耐心些……一切都会结束的……”这显然对避免枪手的进一步暴力行为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位教授也真是坦率，他对媒体讲述自己瞬间的犹豫，简直有点像咱们在“文革”中提倡过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了。身处险境之外却主动介入，加上冷静而准确的判断，及时而有效的行动，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赞赏的呢？
身中两枪、目前躺在医院中的戈登－布朗博士还不能接受记者采访，我也无法猜测他当时的心境。戈登－布朗博士对前来探望的英德尔教授说，亏了自己天天系着领带上班，事发时，那条领带正好用来作为裹伤的绷带。经济系里众所周知，领带在戈登－布朗博士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就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几分钟，波斯特还对这位领带爱好者谈起自己在切斯登（Chadstone）购物中心看到的某种领带。
在要命的一瞬间，戈登－布朗博士似乎连那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都没有，而是直接面对枪口向死亡挑战。须知，教室的出口就在讲台旁边，他要夺路而逃十分容易。我无法创造出更新潮的语言来评价这种行为，而只能选用一些现成词汇：比如说“奋不顾身”、“舍己为人”、“无私无畏”等等。写到这里我发现，在咱们的汉语世界中，这些词儿似乎已经不大时髦，使用的频率不高，看起来眼生得很。
从刚刚收到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我读到一位来自中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的教授所写的短文，文中记述了他到某西方国家一所大学访问的感受。该教授将他自己的住房面积、私家车、旅游机会等等与这所大学的洋教授一一对比，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只差掏出口袋里的钱票子来比试比试了。我不禁替这位教授担心：难道你老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与人比一比了吗？——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提也罢。
转眼间，枪击事件过去几天了。孟西斯大楼的前廊被鲜花铺满，校园里的国旗下半旗致哀。从表面上看，学校已经恢复平静，但在人们心中，阴影很难消退。事发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大楼，一个保安人员走过来，给我一份印刷品，上面印着该如何处理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压力。
学校为事件中无辜丧生的两位华裔学生举行了追思仪式，宣布授予他们本来晚些时候才能得到的荣誉学位。人们手持黄玫瑰，点燃小蜡烛，许多人痛哭失声。值得一提的是，在仪式上，人们不仅对受害者及其亲友深表同情，还对那个身陷囹圄的枪手及其忧伤的家人表示同情（这又是咱们五千年文明中不曾见到的东西了，听起来耳生得很）。
在追思仪式上，英德尔教授嘘唏不已。他借用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话说：“把你的刀枪扔进大海……”
致命武器的确应该扔进大海，禁枪的举措我当然举手赞成。但是，一纸法令就可以禁枪，却禁绝不了人心深处的黑暗与残忍。在这个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的乱世上，只有戈登－布朗博士、英德尔教授和那个会玩几手中国功夫的澳仔（Aussie）的所作所为，才是漫天阴霾中的一抹亮色，我据此认为，人类可能还有一点希望，还不至于因互相残杀而彻底灭绝……
那天，我还做下另一件笨事，足以说明在我平静如常的外表下，隐藏着某种失态甚至失常——在走出警戒线以后，我遇见当天要参加口试的学生之一。我问这个学生是否愿意马上开始口试，她说愿意。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有点儿怪异的场面：在距离孟西斯大楼一百五十米处树丛边的长椅上，在“黑鹰”直升飞机隆隆的轰鸣声中，一个香港女生结结巴巴地对我作了约二十分钟的讲演，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小说《伏羲伏羲》（即电影《菊豆》）中，有“哪些因素造成天青和菊豆的爱情悲剧”。
补记：枪击事件发生的十天之前，人们在孟西斯大楼里发现一只死去的猫头鹰。这在鸟雀成群的莫纳什大学校园内，本算不上是什么奇事。奇怪的是，从十月十八日（即事发四天之前）起，大楼内文科院（主要是文化、语言与语言学系）的教职员纷纷在学校的网上对此发表议论。人们引经据典，讨论猫头鹰出现的意义。有人说这是邪恶的象征（symbol
of evil），还有人说是凶兆（bad omen）或死亡的前兆（omen of
death）。
千古艰难惟一死
？ 黄 波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丹麦王子的这句自我拷问已经引领西方人走上了对死亡问题进行理性思辨的道路，并从此建立了一套博大精深的死亡哲学。反观我们自己，孔夫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致使我们只能从经验领域感触“死”而非理解“死”，我们面对死亡，除了空泛的感慨，繁荣的只是丧葬之礼，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死而下学”。
然而，若埋首文献，我们也能找出与哈姆莱特的名言意义相近的话来，哪怕两者徒具字面上的形似。清康熙年间的诗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战国时期的息夫人被楚王掳掠做了妃子，却心念故夫不发一语，这本是旧文人作诗的好话题，但经历沧桑巨变未久的邓汉仪的目光显然已从息夫人身上掠过，一句“伤心岂独息夫人”道出的分明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尴尬处境，这有时人记载（徐承烈《燕居琐语》）为证：“清初巨公曾仕明者，读之遽患心痛卒。”笔如刀，也不过如此吧？但诗确是好诗，好就好在蕴含丰厚复杂：悲悯？感叹？微讽？殊堪玩味。的确，身处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生还是死”是一个不容后人以现世的精明加以轻薄的话题。
暴力的血腥、道德的血腥双双恣肆是易代之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暴力的血腥中，文人是承受者，而在道德的血腥中，文人则既是承受者更是制造者。清易明，异族入主，又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用顾炎武的概念，这是在亡文化，“亡天下”，而不仅仅是“亡国”了。惟其如此，文人的处境更显严酷，道德的血腥尤为骇人。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钩稽明末文献，梳理出若干话题，其中让人读来惊心动魂的是“生死”那一节。标题是“生”“死”并重，其实触目皆“死”：“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这是死的种种名目；“‘不济，以死济之’，乃钱肃乐语；‘有死无贰’，见诸张煌言文集；‘我久办一死矣’，为陈子龙所说；‘吾此心安者死耳’，则为瞿式耜临难时言。”死已然是明末忠义的口头语。似乎人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求死。可是文人之死往往不能如山野村夫或草泽英雄引刀一快似的了断，从很大意义上说，文人之死是死给旁观者、死给历史，死给士大夫那套独具的价值系统看的。因此死岂一个“难”字了得？“吾辈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这原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话，为黄宗羲的老师也是著名忠义的刘宗周所激赏，然而现在当我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