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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兀却意味深长的情节：有一次，一位乞丐来到“我们”中间讲述我们民族过去的苦难，结果，这个打搅了我们的甜蜜生活因此不合时宜、使人扫兴、令人厌烦的乞丐被“我们”推赶出了房间。因为“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12〕。——时下，
不是有人认为“文革”记忆妨碍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所以要竭力淡化“文革”记忆、有意强化民族的健忘症么？不是有人一方面对国人说现在对“文革”的记忆已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没有任何意义，一方面为了迎合西方“学院左派”的玫瑰色“文革想像”而把“文革”塑造成“盛大的节日”么？
人权与主权的冲突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世纪之交的时刻，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骤然尖锐，成为一个让政治家头痛、让学术界激烈争论的全球性问题。然而，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几乎无人意识到这一潜在问题时，卡夫卡就洞察到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写于1914年的《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不仅表现了人权与主权的激烈冲突，而且卡夫卡还异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一位“旅行家”来到“流放地”观看一位军官对犯人的行刑时，与这位军官就司法程序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结果令人大出意外，这位军官最终不仅释放了犯人，而且自己突然走上为处决犯人而精心设计的机器自我处决。——这便是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的故事梗概。
“这是一架不寻常的机器”，小说一开始就是这位军官对这种杀人机器的夸耀，而后便以不小的篇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法对这架机器杀人的残酷、复杂和精密作了细致描述和表现。这架机器为流放地的老司令官一人设计，从下往上分为“床”、“耙子”和“设计师”三个部分。犯人在这架机器上要经过这三部分共十二个小时的各种残酷折磨然后才被处死。这些不同的酷刑按设计好的程序一环紧扣一环、一道紧接一道地循序进行，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更绝的是，一个外行的旁观者根本分不清各种刑罚之间的区别。而且，整个流放地的机构都是精心设计的，正如这位军官得意洋洋所说：“流放地的机构已经十全十美，即使继任者脑子里有一千套计划也会发现，至少在好多年里，他连一个小地方也无法改变。”〔13〕因为他知道，流放地的新司令官多少有改变旧制之意，
委托这位异国的“旅行家”实地考察、汇报。
卡夫卡可能没有想到，就在他写完这篇小说二十余年后，这种“精心设计”的杀人机器和“十全十美”的集中营就真的出现了。成批成批屠杀犹太人的杀人工厂、焚尸炉、奥斯威辛、索比堡、古拉格……杀人、流放的确达到了高度的组织化、机器化和程序化。但这篇小说篇幅更多、更为精彩，也更令人深思的，还是旅行家与军官之间的观念冲突和辩论。
无论这位军官如何喋喋不休，受流放地新任司令官邀请的“旅行家”对这架机器不仅毫无兴趣，而且愈加反感。他感兴趣的是司法程序问题，是对犯人的审判、处决是否公正。他发现犯人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就被判决，流放地司令官的命令就是一切，于是向军官问道：“他难道既是军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师、化学师和制图师？”军官马上回答：“他的确是的。”这样，犯人便没有任何辩护的机会。旅行家认为这太不公平，一再向军官提出要给犯人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对此，军官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从方方面面论述了让犯人自我辩护的种种弊病和现行“审判”的好处：“这一切都很简单。要是我先把这个人叫来审问，事情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他就会说谎，倘若我揭穿他的谎话，他就会撒更多的谎来圆谎，就这样没完没了”〔14〕。经过一番争辩，旅行家感到左右为难，“私自盘算道：明白地干涉别人的事总是凶多吉少。他既非流放地的官员，又不是统辖这个地方的国家的公民。要是他公开谴责这种死刑，甚至真的设法阻止，人家可以对他说：你是外国人，请少管闲事”。这里，卡夫卡明确提出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在双方交锋中，军官表示了对老司令官的无比推崇和对新司令官要改变旧制的强烈不满：“新上任的那位当然露出想干涉我的判决的意思，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把他顶了回去，今后一定还顶得住。”〔15〕这番话使受新司令官邀请而来的旅行家不禁更有跃跃欲试干涉此事之心，“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和处决的不人道是明摆着的。也没有人能说他在这件事里有什么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与犯人素昧平生，既非同胞，他甚至也根本不同情这人”〔16〕。因此他认为自己似乎应该对新司令官施加影响，促其下决心改变旧制。
这位军官仿佛看透了旅行家的心思，依旧滔滔不绝，极力想通过说服旅行家来使新司令官改变主意，坚持旧制。他承认，现在几乎无人赞同旧制，只有他是“惟一的拥护者”和“老司令官传统惟一的信徒”，所以今天只有旅行家一人来旁观行刑，而过去却是人山人海，群情高昂，“我们是多么心醉神迷地观察受刑的人脸上的变化呀，我们的脸颊又是如何地沐浴在终于出现但又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我的同志！”〔17〕说到动情之处，
他几乎忘了是在和谁说话。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是老司令官的去世和新司令官要变法。此时，军官几乎是在哀求旅行家：“今天是您来到岛上的第二天，您根本不了解前任司令官和他的做法，您一向受到欧洲的思想方法的拘囿，也许您一般地在原则上反对死刑，对这种杀人机器更是不以为然……您见识过也知道尊重各个民族的种种奇风异俗，因此不会像在自己国内那样，用激烈的方式反对我们的做法。”〔18〕他不仅要求旅行家不明确表示反对，甚至希望旅行家连“在我们国家里审判程序不是这样的”或“我们从中世纪以来就不用酷刑了”这类话都不要说，因为这仍会给新司令官以变革的借口，“他的话准是这样的：‘一位有名的西方旅行家，他是派出来考察世界各国刑事审判程序的，他刚才说我们执行法律的传统做法是不人道的。出诸这样一位人物的这样的意见使我再也无法支持过去的做法了’”〔19〕。不过，他向旅行家说道：“我并不是要您说谎，我绝无此意；
您只需敷衍了事地答上两句，例如：‘是的，我看过行刑了。’或者是：‘是的，人家对我说过了。’这就行了，不用再多……”〔20〕卡夫卡意味深长地借这位滥杀无辜、
草菅人命的军官之口点明了“旅行家”身份：他是西方人，是“派出来考察世界各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而且，他的话极有分量，会使新司令官感到“再也无法支持过去的做法了”而执意改革。揆诸今日之世界，卡夫卡近百年前的洞见确实入木三分，令人咋舌。
更令人深思的是，卡夫卡不仅预言了人权与主权的冲突，而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小说结尾，经过反复激烈辩论后，旅行家始终坚持一定要向新司令官表明自己的看法。眼见事情已无法改变，这位军官沉默片刻后便将犯人释放，却又一件件脱光了自己的衣裳，走上这架杀人机器，自己残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以身殉“道”？是不愿见到变化？还是害怕以后会受到惩罚？……对此，卡夫卡惜墨如金，未著只字，要读者自己来猜测、想象、体味。小说中的这位军官是践踏人权、不讲法治的象征，卡夫卡以他的死亡作为小说的结尾当非偶然，而是有意隐喻这种体制的必然覆灭。
这种人权重于主权的观点，来源于卡夫卡对国家和人民关系的看法。在小说《往事一页》中，他甘冒触犯众怒之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篇小说写于1917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进行，千千万万平民百姓正在慷慨激昂地为国家浴血奋战，为“救亡”而英勇牺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是气焰万丈。对此，卡夫卡非常不以为然，决心用小说来消解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以一篇全文还不到两千字的小说消解千百万人着魔般亢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无疑连杯水车薪都不如，但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