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所以当时在读卡夫卡的时候，我总是一门心思从中寻找各种“导读”反复阐明的“异化”、“变形”一类颇为抽象的概念，以证明自己确实“读懂了”。
如今，在二十多年后用“自己的眼睛”重读卡夫卡时，才发现原来竟有那么多的天才之见为我们昔日所忽略。其实，卡夫卡不仅很抽象很玄虚很超脱很“形上”，而且很现实很社会很政治很“形下”。仅《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选录的几篇短篇小说，对社会、政治、人性显示出来的深刻洞见就令人震惊不已，尤其是某些巫师般准确的“预见性”，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文革”寓言
读罢《万里长城建造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这两篇小说，不能不使人感到这就是关于中国“文革”的寓言。
《万里长城建造时》写于1917年，以著名的中国万里长城的修建为背景。这篇八千多字的小说并没有故事情节，通篇只是“我”，一位刚满二十的平民百姓被征修长城后关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感想。未读这篇小说，人们自然会怀疑这位生活在遥远的布拉格、在八十年前（1924）就早早去世的犹太血统德语作家，对中国究竟能有多少了解呢？然而读罢这篇小说，卡夫卡的许多描述、猜测和“预见”之准确、深刻，不能不令人悚然心惊。
小说写道，修长城是来自皇帝的命令，为什么及如何修，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所根本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一研究了最高领导的命令以后才认识了自己本身的，并且发现，没有上级的领导，无论是学校教的知识还是人类的理智，对于伟大整体中我们所占有的小小的职务是不够用的。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它在何处，谁在那里，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转动，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画的那些计划之上”〔1〕。——这似乎是预示了中国“文革”的经典话语：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句顶一万句；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支援世界革命，实现全球一片红……再读下去，对“文革”场景，卡夫卡甚至还有具体描写：某些“高级官吏，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而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作出决议，当晚就叫人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是仅仅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灯一灭，就立刻把他们鞭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2〕。——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们不知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三天两头不论愿意不愿意，夜半三更都必须从被窝中爬出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庆祝伟大领袖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贯彻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否则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
而且，1924年3月，卡夫卡写的一篇名字非常怪诞的小说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更令人拍案叫绝。据说这是他的最后一个作品，因为三个月后他就溘然去世。为什么他在死前要写这样一篇如此古怪荒诞的小说？是不是他在冥冥之中预感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确是一则关于一个靠文艺起家、野心勃勃的女人与一个“繁殖力非常强”，即人口众多的民族间彼此控制与反控制的寓言。
“我们的女歌手”名叫约瑟芬，“我们”整个民族都被她的歌声迷住，都觉得她的歌声不同凡响，只有她才有这种奇妙的歌声，她的歌声使“我们”摆脱日常琐事的烦恼而达到一种高尚的境界……总之，“别个谁都没有这种能耐”。但“我”和少数人终于发现，她的歌声其实并无特别之处，甚至只不过是在吹口哨。而吹口哨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本领和特征，约瑟芬其实也并不比别人吹得好。一次有人非常委婉地向她指出这一点，但她却认为这太过分了，“她当时露出的那样狂妄自大的冷笑，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3〕。在她唱歌的时候，
总是围满了入迷的听众，“像耗子一般悄然无声，仿佛我们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至少由于我们自己吹口哨而无法得到的宁静平和，我们沉默着。”〔4〕曾有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女孩在约瑟芬唱歌的时候也天真地吹起了口哨，声音竟与约瑟芬的完全一样，但却遭到其他人的齐声谴责，再也不敢出声了。约瑟芬非常会利用这种“与她的歌唱的纯洁性相对立的种种干扰”作斗争，“这有助于唤醒大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理解，却也能使他们学会肃然起敬”〔5〕。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更是她煽起狂热崇拜的有效手段，甚至少数对她不感兴趣者在这种集会中也发现，“我们很快也就淹没在大众的热情里了，他们身子挨着身子，暖乎乎地挤在一起，屏息谛听”。一旦某次发现听众不多，“她自然会大发脾气了，使劲跺脚，破口大骂，完全不像个少女，她甚至还咬牙”。而“大家非但丝毫不遏制她的过分要求，反而极力迎合她；派信差去召集听众”，“在周围各条路上布置了岗哨，向来者示意，让他们加快步子”，“直到最后凑齐了相当数量的听众”〔6〕。
这位约瑟芬总以这个民族的保护人自居，认为艺术的作用无比重要，以为“她的歌声能把我们从政治的或经济的的逆境里解救出来，它的作用就在于此，她的歌唱即使不能除灾，那至少也能给我们力量去承受不幸”〔7〕。结果，
她就靠文艺便“轻而易举”地就“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控制了这个民族。“约瑟芬几乎是不受法律管束的，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她也会得到宽恕的”〔8〕。偶有对她表示不满者，她的谄媚者便群起而攻之，
以示坚决捍卫。为什么约瑟芬能轻易将这个民族玩弄于股掌之中呢？卡夫卡的回答是：“这恐怕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拨儿童还没长大新一拨儿童又源源而来，使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不成熟的孩子气，“约瑟芬向来从我们民族的这股孩子气中得到好处，占了便宜”。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又互相排挤，甚至在儿童时期就互相争斗，结果是“我们的民族不仅有孩子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未老先衰”，没有经过激情盎然的青春期便进入暮气沉沉的成年，这样反而使我们内心深处对激情与亢奋有种迫切的需要。约瑟芬又装腔作势地以她的歌声迎合、煽动了这种“激情”〔9〕。
尽管权倾一时，但这个野心勃勃的“女歌手”仍不满足，“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提出的要求越来越过分，使这个民族无法满足她的要求，结果她反而怨恨这个如此善待她的民族。“在她的心目中，她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她的权力是怎样得来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10〕终于，
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她的真面目，对她越来越反感。于是，这个权势欲极强的女戏子与这个像耗子一样沉默、有耗子那样极强的繁殖力的民族之间开始了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虽然她使出浑身解数，但最终还是被这个民族彻底抛弃。其实，是她“自动破坏了她征服民心而到手的权力。真不知她怎么会获得这种权力的，其实她很少了解民心”。而“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11〕。
当时谁能想到卡夫卡的这则“临终预言”会如此灵验！这不就是四十多年后，江青和我们全民族关系的写照么？这位“女歌手”的脾气特性、所作所为、突然权倾一时又终被这个民族抛弃的经历与江青何其相似乃尔。更令人称绝的是，卡夫卡还反复强调“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从小就习惯内斗，正是这个民族竟曾被这样一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原因，“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卡夫卡甚至预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对苦难的易于淡忘，善将历史中沉重苦涩的殷红褪成轻淡甜腻的粉红，所以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结尾，他有意增加了这样一个不无突兀却意味深长的情节：有一次，一位乞丐来到“我们”中间讲述我们民族过去的苦难，结果，这个打搅了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