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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其理论层面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的变化仍然不大〔21〕。从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重建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7页。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3页。
〔3〕〔9〕江泽民：《世界应该丰富多采》，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5日，第1版。
〔4〕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5〕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sixiang
〔6〕萧功秦：《从新保守主义立场看中国变革中的激进主义》，sixiang
〔7〕陈彦：《当代自由主义的转型及出路》，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第78页。
〔8〕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度”》，载《天涯》1999年第2期。
〔10〕陈晓律：《理性化民主时代的到来》，100yearchina/pages/content/04/65。htm
〔12〕张翠玲、吴海虹：《〈行政诉讼法〉走过十年》，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26日，第21版。
〔13〕《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2页。
〔1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16〕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7〕陈海燕：《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载《文史哲》2000年第3期。
〔18〕刘道福等：《社会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的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建设——北京市知识分子现状调研报告》，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9〕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20〕《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页。
〔21〕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chinesenewsweek
2000/07/28号。
九十年代的国学与实学
？ 刘海波
学界代有风潮涌，各领风骚没几天。看近二十年的大陆学界，如策马疾行山阴道中，道边风景倏忽变换，令人应接不暇。“创新这条疯狗”（八十年代学人语）依然身后紧跟，“连尿也不得撒”的学人们仍旧疲于追新逐后，于是九十年代初那场名之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转型，时至今日，不仅为新生代们所漠然，怕连当事者也记忆模糊了。可巧，那场学术转型的一个主题是提倡学术史研究，笔者且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历史现场，对这场学术运动作一点小小的梳理。笔者既非当事人，所述难免挂一漏万，若能因此招来当事人的纠补，倒也是学术史的幸事。废话少说，且看正解。
一、一所大学、两个人物、四家刊物
标题所示，正是这场学术转型的标志。
一所大学者，北京大学也。北大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无“人”能比，她的影响不限于学界、思想界，而是常常扩展到整个社会，她是那种能够连接学院内外制造公共话题的大学。历史需要北大的时候，她往往能挺身而上，导引潮流。这话倒过来说则是，北大站出来做个什么事，也往往就呼风唤雨，成了历史事件。何况九十年代初的北大由于新鲜的记忆，正是一枚世人瞩目的风向标，由她来导引学界转向再合适不过，实在也非她莫属。
两个人物自然都是燕园人，一老一少，老者国学泰斗季羡林，少者学界新秀陈平原。此二人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季羡林不必说，陈平原早在1985年，就因与钱理群、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引人瞩目，1987年获博士学位留校后，至1993年，连续出版学术著作五部，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有影响的青年学者之一。两人的学术地位奠定了他们在导引风向上的号召力。
四家刊物者，《读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人》、《国学研究》也。前二者是陈平原和季羡林发出转型呼吁的主要阵地，后二者则是这种转型实现的标志。有必要多说两句《读书》。由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思想界的严重分化和报刊业的相对繁荣，今天的学人有了更多发言和阅读的阵地，《读书》的地位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但在九十年代初，《读书》几乎是大陆思想界惟一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太少太小，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在它信息集中，发一声而学人皆闻。
这样，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由两位身处特殊环境中的学界“公众人物”，在学界的“公共空间”登高一呼，一场学术转型就水到渠成地发生了。
既称学术转型，必先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切近说就是八十年代的学风，长远看则是“五四”所开创的学术范式。这一范式，陈平原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1〕。因此，与之针锋相对，新的学术追求就表现为：重视传统的国学取向，强调实证研究和学术规范的‘实学’学风以及主张非政治的学术独立和学在民间。需要指出的是，燕园二学者虽然被整合进了一个共同的学术转型潮流中，但他们却同归而殊途，各有侧重和分工。季羡林导向的是国学，陈平原的着力点却在实学。
二、季羡林与国学热
其实季羡林老的关键词是“东方文化”而不是“国学”，但他为国学热提供了理论基础，准备了充分的舆论。这理论和舆论就是著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和“东风压倒西风”说。“河东河西”说最早见于季老写于1989年的《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文章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学习的”，“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这句话更直白些则是“二十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3〕。而在“取代”说遭到质疑后，季老先生在接受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融合”不是“取代”的同时，又提出这融合“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4〕。在九十年代初的两三年里，季老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上述观点，例如1991年第5期《群言》上的《再论东方文化》、1992年3月10日《文汇报》上的《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1992年第4期《文艺争鸣》上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1993第1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的《“天人合一”新解》等。有些文章被海外媒体转载，产生了广泛影响。自然其中也不乏质疑之声，1992年2月《争鸣》第6期上，周志良就撰文《是取代还是融合？》与季老先生“共商”，指出“河东河西说”是“有违哲学常识的戏言”；1994年1月的同刊上伍铁平则以《21世纪西方文化会让位于东方文化吗？》为题与季先生“商榷”，认为“让位说”无异于“大东方文化沙文主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则含有“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味道”。反对者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今天被划归自由主义阵营的李慎之先生，在其发表于1993年第2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的后记中，他首次表示了与季羡林的分歧，随后又撰文《辨同异合东西》、《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等与季先生辩驳。需要指出的是，季羡林先生在这场他喻之为“无匾之争”（两个近视眼争论匾上的字，其时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