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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澧 人
学界新论 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 张远山
书屋讲坛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分析李月军
书屋讲坛 九十年代的国学与实学刘海波
灯下随笔 关于卡夫卡的“另类阅读”雷 颐
灯下随笔 枪口下、中国功夫及其他徐 慧
灯下随笔 千古艰难惟一死黄 波
说长论短 有关《资本论》的两个话题许锡强
说长论短 徐志摩情爱不能这般剖析陈学勇
说长论短 关于四位大师撰的四副挽联巍 嶂
书屋品茗 长江今昔单正平
书屋品茗 个人话语和时代烽烟的交织张志忠
其人其事 怀念几位《大公报》的老友吴永良
其人其事 家书后面费振钟
法制经纬 解构中国语境中的律师角色刘武俊
专栏集萃 我看电影（六）王 怡
专栏集萃 雪尘语画（之六）张 渝
学人书简 丘东平致胡风的一束信（三）张晓风
前言后语 《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序张立文
前言后语 潘多拉的盒子或者所罗门的宝库高建群
补 白 朱起凤发愤编《辞通》顾关元
补 白 道德的理想高度李 跃
封 二 大家都给自己画像黄永厚 文画
封 三 题自画山水韩 羽 文画
《书屋》2003年第三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澧 人不少政府官员爱把自己比作人民的“公仆”。在媒体上，我们也常见到类似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人们的观点却不尽一致。
政府官员如同教师、律师等一样，都不过是一种社会角色。家长们把小孩委托给学校的老师培养，但老师并不是家长的仆人；当事人将诉讼委托给律师，也不能说律师就是当事人的仆人。说得更具体些，如果我把一件事委托给朋友去办，而我声称这位朋友是我的“私仆”，那不是甚为不妥吗？人民或者说纳税人与政府官员显然也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有何理由硬要将这种关系比作主仆关系呢？“主”与“仆”意味着人格上的不平等，因此，政府官员用不着将自我裁抑到“公仆”的地位。
说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较之人们的经验事实，也有较大出入。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假定好的或比较好的官员占七成或更高一点，不怎么样或很不怎么样的官员略占三成，但由于时下官员的基数甚大，那么这三成也着实了得。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告诉我们，不少官员非但不是什么人民的“公仆”，而恰恰是以人民的“主人”自居。那种万事有人求的巅峰体验，早就使他们忘乎所以了。你从成克杰、胡长清等人身上，能看到一丝一毫“公仆”的影子吗？当然，这些人也擅长伪装，成克杰不是说过，一想到广西有那么多人尚未脱贫，他连睡觉都不安吗？所以，“公仆”一词，事发之前，易致伪善；事发之后，则只有讽刺意义。
在人们的印象中，凡与“仆”字沾边的人总是很忙的，“公仆”就更是如此。可是，官员们忙来忙去，是否都应该呢？其实未必。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官员更加要有一点“无为而治”的气象。所谓“无为而治”，决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是要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促进社会的自我调节和创新能力。对于份内之事，比如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共服务等，政府官员自然要办好，除此之外则最好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和管制。鉴于时下某些部门和官员没事找事，随意出台各种稀奇古怪的规章制度的行为，有经济学家指出要像戒毒一样戒掉不必要的政府管制。从此意义上说，“公仆”们也不妨清闲一点。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阎 王华夏民间宗教信仰中之客观世界有三：天界、人间与阴间。阴间的君主就是阎王。
阎王本为古印度神话之神，原作“阎摩罗社”，简称“阎罗”，原为孪生兄妹二人，兄治男事，妹理女事（“阎摩”即“双”，“罗社”即“王”），后合为一神，职掌判决死者灵魂的去向归宿，以其处事公正、平等待人，又名“平等王”。后随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华夏民间鬼神信仰的改造而有所变异，在人间官僚政体形态的影响下，不止是因神设庙而扩展到有十殿阎王之多，且受到世俗君主、官僚丑陋习气的浸染而变得不那么公正，以致于通俗小说、民间传说中多有阎王及其属下判官小鬼贪赃枉法、糊涂审案的记载，《聊斋志异·席方平》中席在受刑之余所呐喊的：“受刑允当，谁叫我无钱焉！”显得真实生动，使人产生共鸣，森严的阴曹地府变成了人间腐败黑暗的翻版。故虽自宋代即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谣谚，并将神化的人间包公（包拯）死后安排到阴间去当第五殿阎王，但这不过是世人面对人世间种种不平的一种虚幻诉求，倒是“阎王叫人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的命定观念等铭刻人心，显示出作为弱势群体的广大草民在幽、明两界专制王权下的无奈。别看阎王在执掌着人们的生死轮回时是那么地威严、那么地不可一世，但在体制外的孙猴儿悟空的金箍棒下，也不得不乖乖地交出生死簿，显示出其色厉内荏的本性。
阎王从古印度神话中平等公正的神性形象到华夏民间鬼话中世俗化、鬼魅化的变异，展示了不同的题材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会有怎样的差异，也是中国文化改造外来文化的一个范例。
（万 方 文）
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
？ 张远山
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经他的两个学生从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以后，“当代语言学中的许多研究方向所共有的关键词语，不是源出《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是很稀少的”〔1〕。其中最著名也最通行的就是他的七组对比性术语，本文所涉及的“能指”与“所指”，又是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组。
索绪尔“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2〕。“能指”术语的提出确实是革命性的，但“所指”术语的提出却是功过参半。一方面，索绪尔开创性地指出，所指不仅仅是静态的辞典“意义”，它还包括动态的使用“价值”。比如，同义词的不同使用范围就显示它们“各有自己的价值”。索绪尔的所指理论显然受了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所说“一个词语只有在语境中才有意义”〔3〕的直接影响，然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维特根斯坦（“语言的意义就是它的使用”〔4〕），并成为结构主义语义学批评的远祖。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意义”还是“价值”，都只涉及所指所代替的概念的一部分——内涵，而丝毫没有顾及概念的另一部分——外延，即与语言对应的存在基础。
如果索绪尔的所指自始至终指的是内涵，我们除了批评他抽去了思维的物质基础以外，还不得不承认他的体系的完整性和片面的深刻性，但问题在于混乱从索绪尔自己已经开始，而且愈演愈烈。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凡是使用“所指”这一术语的学者，都是忽而用它指“意义”或“内涵”，忽而用它指“外延”或“对象”；少数较清醒的学者虽然有意识地用括弧特地说明他笔下的“所指”究竟是“意义”还是“对象”，但还是略一疏神又出了差错，使学术研究失去了严肃性和明晰性。更重要的是，使西方新生的语言哲学由于方法论的不完备走进了死胡同。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伯特兰·罗素关于“当今法国国王”以及“飞马”、“金山”的研究〔5〕。罗素认为，既然实行共和制的“当今法国”已没有国王，正如世上不存在会飞的马和纯金的山一样，因此上述词语都没有“所指”（即对象），因此它们“没有意义”。然而，如果索绪尔听说世界上居然存在“没有所指（远山按：此处指意义）的能指”，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曾正确地指出：“能指与所指就像一张纸的两面，只能在理论上而不能在事实上截然分开。”如果“飞马”和“金山”毫无意义，不仅索绪尔的整个理论体系会立刻崩溃，而且迄今为止的所有神话、小说乃至一切艺术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样一来，数千年的人类文化积累也就所剩无几了。
罗素自己显然也被这个“无意义”论吓坏了，于是他炮制了一套所谓的“摹状词理论”〔6〕，使这个“无意义论”具有逻辑上甚至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