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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义之说”，何、胡首先举中西选拔人才方法作比较，中法选人“得之者十仅一二，失之者十居八九”，而西法选人“得之者十居八九，失之者十仅一二”。孰优孰劣，判然分明。中法为何不善？就在于“经义之说”的危害：
今中国已知八股之无用而废之。夫废之则诚是矣，乃复以经义而取才，不知经义与八股究有何异，废八股而不废经义，是八股犹未废也。
废八股不废经义，实际上并未清除八股取士的危害，只会让人畏首畏尾，不敢倡言变革。“是故居今之世而不言变法者必非圣人之徒，言变法而犹泥古经之说者亦非圣人之所与”。况且，现在倡议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康君乃公然扬厉其词，谓泰西之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文相合之故。中国不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今文不合之故”。彼“不知养民保民教民，何须经义？外洋诸国惟不用经义？故能为所当为，亦犹尧舜三代时无经文，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余年已前一国自为之事，施诸二千余年以后五洲交涉之时，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合矣。中国之不能变，盖经文累之也”。既要变法维新，却又陷入经义之说束缚中难以自拔，二者原本扞格不合，势必会影响到变法的实际效果。此外，何、胡还将前面提到的骄傲满盈之风气归因于八股经义。“责常深求中国所以穷而不变之故，其祸本于骄傲满盈；又常深求其所以致此骄傲满盈之故，其祸本于八股经义”。所以，“八股经义之法不改，则学问必无进境之机；科第用人之法不除，则中国必无振兴之望”。何、胡呼吁士大夫们扪心自问，“去其骄傲满盈，而勿矜中国之八股经义，行其谦虚戒慎，而但学外邦之富国强兵”。也唯有如此，变法维新才会畅行无阻，中国才能富国强兵〔13〕。
较之于“经义之说”，何启、胡礼垣认为康有为在演讲最后提出的“义愤之说”危害更大。因为“经义之说不过止中国而不能兴”，而“义愤之说”，“则是以敝中国而速其亡”，“义愤之说”乃“中国贤士大夫人人意中之说也”，康有为自认为“以救时之心为趋时之说”，人所乐闻，有利无害，实际上危害无穷，并且“所谓害者如在眼前”。
在何、胡看来，康君所谓“穷途单路，更无歧途，韩信背水之军，项羽沉舟之战，人人怀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的说法，皆是纸上谈兵，俱为书生之见，根本行不通。他们举南宋灭亡的例子加以说明。二人指出，宋代乃“经义最明之朝”，其士人是“义愤最振之士”，自高宗时，韩世忠、刘锜、岳飞诸大帅罢兵之后，国势急转直下，已回天乏术。虽然，像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竭力欲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们的努力却适得其反。缘何？何、胡认为，“三子所为，岂非义愤所致？不知义可为也，愤不可为也”。天下之事，“有当为者，有不当为者，而当为之中，有尤当为之辨，不当为之中，有尤不当为之辨。杀身以成仁，可也。杀民以成仁，不可也。舍身以取义，可也。杀民以取义，不可也”。文、陆、张三人正是由于受“义愤之说”的误导，才会误国殃民，“诚可谓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者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是故，从康君背水沉舟诸说，中国不特不能变，即其民将欲复如今日之居覆屋，在漏舟、作犬羊、为奴隶，或亦不可再得。此鄙人之所以不能不辩也”。
但是，何启、胡礼垣在批评康有为言论的同时，也流露出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例如，在论及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时，何、胡竟称赞英军官“戈登者实为当代良将”，并夸其“有岳飞之智”，“有曹彬之仁”，“有云长之义与勇”，料敌如神，决胜千里。对于戈登被苏丹人民击毙的事件，二人竟深表叹惜。对一个殖民刽子手佩服有加，可见何启、胡礼垣所受英国殖民主义教育影响之深。更有甚者，针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何、胡二人完全置国家主权于不顾，认为“东三省之于中国是不能自给者也。名入版图，已同疣赘，实耗膏血，等于痈疽”。清政府今日希望通过赎买政策力保东三省不落入外人之手，实非良策。因为“中国乃向日赎回，以为他时奉俄之地，是日与俄虽未取之而已不啻取之也，中国虽若未失之而已不啻既失之于日，复失之于俄也”。基于以上荒唐的逻辑，何、胡竟认为弃东三省可保全国其他地区不失，“然弃不能自给之东三省而不保，犹或可保其能自给之十八省，至分十八省之力以保东三省，则并十八省之可保者亦将不能以自存，是弃东三省以全十八省犹未计之得，将十八省以殉东三省则是计之失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全面了解的何、胡二人，也会提出如此不计后果的主张，值得我们深深反思与探讨。
康有为、何启、胡礼垣三人同属维新派阵营，他们观点上的分歧，反映出其在变法策略上的差别。何、胡在变法的必要性及大部分改革内容上与康趋于一致，他们只是认为康的托古改制之论有碍变法图强，即“康君欲变中国，而不能正谊明道；挈领提纲，斯亦已矣，乃复以经义之说进，使今学牵于古法，时事蔽于陈言。吾恐玉轴扬灰，龙文折柱，萧梁之失，不难复见”。同时，何、胡更强调冷静、理智地面对危机，反对康有为赌徒式的做法。要之，何、胡在变法策略上主张全面西化，在应对危机时强调理性主义。
同是维新中人，为何在变法策略上会有如此不同？这又要从二者的中西文化观入手分析。康有为有着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而其所获西学知识则多来自时人译著，故而他缺乏对西方世界的直观感性了解，仍处于雾里看花状态。他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典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关怀，在他眼里，只有像他这样受过西学熏染的旧式爱国知识分子才能肩扛救国的重担，也唯有他那种“托古改制”的策略才是治愈清室痼疾的良方。也正是基于此，将他视为学术大家，他有失严谨求实的作风；把他论作政治领袖，又缺乏坚定沉稳的气度，只是狂傲不羁有余，这也许就是“康圣人”的独特之处〔14〕。
而何启、胡礼垣则不同。多年西式教育的浸润和长久殖民地生活的影响，使他们二人对西方文明谙熟于胸，也正源于对西方的了解，二人成功地跳出了中学的引力圈，大胆、深刻且系统地宣传变法主张。近人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有一段说到：“康长素言变法，以改制托古为根据。张香涛言变法，立中体西用之原则。何、胡立言虽时引中藉以相印证，而其宗旨实在于采取西洋民权思想以彻底改革中国之政治，与康、张等留恋专制与依傍古学者，其态度根本不同。二氏盖深有动于西洋政教文物之盛，故不顾非难，昌言群经之义今日无可宗尚，以破旧党及康、张等之尊孔主张。”〔15〕康有为援西入儒，难舍传统；何启、胡礼垣挣脱中学，全面西化，这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中西文化观。
三
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康有为的两次批评体现出身处国家边缘地带的香港知识分子关注国事、期盼富强的拳拳爱国之心。他们对洋务派、维新派所提的意见应当说都属于单纯探讨救国救民方法的范畴，绝少有意气之争、新旧之争的色彩。何、胡以旁观者的角度，抨击时弊，倡言改革，有着独到的一面。当然，旁观者并非能够时时清醒，当局者也不是人人迷乱。有时，出于某种考虑，个中滋味，当局者宁愿深埋心中，也不向外人表露一丝一毫，故旁观者也因限于表象，难以领会实质。所以，无论就旁观者言，还是当局者论，都是见仁见智，自成一说。何、胡、曾、康四人中西文化观上的差异，恰恰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不断嬗变与分化的鲜明写照。
（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1〕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2〕〔3〕〔4〕〔5〕〔6〕〔7〕〔8〕〔9〕〔10〕〔11〕〔1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7、238、238、238、239、239、239～240、24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