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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办新式工业，这一点与李鸿章后期由“自强”向“求富”思想转变相冲突。
但是，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的阴影，还在于中法战争订立和约一事。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获胜。李鸿章认为，此时与法国签订协约最为有利。清廷接受了李的建议，下令停战。由担任广东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撮合双方订约，德璀琳从中欺骗了李鸿章，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要求惩办主张议和的李鸿章。李怀疑严复也参与其中，对严产生了猜忌。严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愤而自疏。严复的弟弟来信劝他，对李鸿章的门路，还是要多走动走动为好。严复听从之后，回信言道，“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1889年，严复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升任总办（校长）。但是，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就到此为止。严复与李鸿章接触越多，越感到失望，“不预机要”的情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他甚至一度想投奔张之洞。
抑郁无聊之中，严复染上了鸦片，同时设法投资于王绶云在河南开办的一个煤矿。但是，这些做法仍然没有使他的精神得到解脱。长期的“不预机要”使严复认识到，没有科举出身是一个重要因素，“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
于是他在1885年秋返回福州参与科举考试，不幸落第。1888年、1889年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失败告终。1893年已经四十一岁的严复再次回福建参加乡试，仍然落榜。灰心之余，严复认为自己早年学习英文是“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参加科举考试是“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
1895年之后，严复的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抨击，其中明显带有个人屈辱的宣泄成分，“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严复以斯宾塞和赫胥黎反对纯文学和纯书本教育的全部理由来猛烈反对科举，反响极大。他甚至对宋明理学、考据学派、今文经学派、王阳明学派等评论道，“一言以蔽之，曰：无用”，“皆宜且束高阁也”。可以说，1895年之前的严复，虽然对西学有所认识，但明显是一个抑郁不得志的中国读书人，时常觉得自己有所成，却无法“货于帝王家”，自负却又时常失意，以致备受科举的折磨，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惨淡”。
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也成为严复思想的分水岭。在战争之前，严复就时时有一种想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其实，严复自国外回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有见识”的西方著作的研读。1881年，他得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深为震撼。严复自己讲，“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执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可以说，斯宾塞在此书中的思想，一直支配了严复以后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整个社会面临一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压抑感，同时伴随着一种中国会被瓜分的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府君大受刺激”（严璩语），“严复这个看来本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用文章来呐喊了”〔7〕。这里首先应该想到，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将领基本上都是严复的同学好友，比如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人，严复“心惊手颤，书不成字”。他认为，战争的失利的首要原因在李鸿章：
合淝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婿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呼，岂不过哉！
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使严复认识到李鸿章的不足之处外，还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1895年至1898年间，严复先后在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这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写于1895年。在这些文章里，严复分析了时势，探求了中国富强应走的出路，批判科举，批判封建专制，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西方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不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在于经济政治组织制度，而是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领域中去寻找西方强盛之源。“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正是在此时，严复开始“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严复在英国时就已经知道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甲午战败之后，他着手翻译已经熟读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数月而成。吴汝纶过天津访严复，“读而奇之”，主动为之写序，并劝严复将书出版。此书出版之后，风行海内，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共同成为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指南。
1895年前后的严复是忙碌的。他除了热心于救国救亡、著文高呼之外，还开始参与到维新变法之中，他寄银票百元支持梁启超办《时务报》，并将《天演论》译稿、《原强》修改稿寄给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他还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提倡新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除自己到学堂讲学之外，还推荐自己的侄子到学堂任英文教习。严复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终严复一生，他在实际的政治行动方面始终显得有些被动。严复对“保教”的公开冷漠招致了张之洞的反感，张之洞对《辟韩》一文深恶痛绝，甚至指使屠守仁写了一篇《〈辟韩〉驳议》进行驳斥，若非郑孝胥为严复解围，张甚至一度还想加害于严复。同时代的康有为，因为有科举功名的正统出身，与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流派，严复则被视为“没有功名”的人而被轻视排斥于这个圈子之外。可以说，正是这种被排斥压抑的心态导致严复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严复对政治改革的根本态度。他的门生熊纯如在二次革命后认为中国将有希望获得最后的统一，他立即纠正说：“自复观之，则甚不敢必，何则？前之现象，以民德为之因，今之民德则犹是也。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国家欲为根本计划（如赋税统系，教育改良之类），其事前皆须有无限预备之手续，而今之人，则欲一蹴而几，又乌可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进化不能强迫，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是严复的一贯思想。
1896年严复奉命创办天津俄文馆；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仿《泰晤士报》而创办《国闻报》，并搜集中外有价值的文章按旬出版《国闻汇编》；同年译亚当·斯密《原富》及斯宾塞《群学肄言》；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1899年译穆勒《群己权界论》，1900年再译其《穆勒名学》。1900年，严复因义和团之乱而脱离海军，避居上海租界闸北长康里。
此后的严复，真正是一名学者了。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这一年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一次“保国保种”的会议，被选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次年，应张翼之约，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再次年，奉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任编译局总纂。1904年，严复与张翼为开平矿务局事赴伦敦，其间与孙中山相晤，归国途中顺访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1906年受安徽巡抚恩铭聘，为安庆高等学堂监督，1909年应学部尚书荣庆之聘，任审定名词馆总纂，三年内积稿甚多，并因此而被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出任资政院议员，特授海军协领都统，旋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在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赴汉口见黎元洪，任谈判代表。1912年受袁世凯之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兼任文科学长，出任海军编译处总纂。1915年受聘为宪法起草委员。更值得一提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