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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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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善于遗忘的,那些并未在其中留下浓色重彩的人物和活动,就这样不复再现。
  注释:
  〔1〕〔9〕〔10〕《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9月26日、10月14日。
  〔2〕《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1期。
  〔3〕〔1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页。
  〔4〕〔21〕英敛之:《也是集》,《大公报》馆宣统庚戌1910年版,第28、28页。
  〔5〕〔6〕〔12〕〔13〕〔14〕〔16〕〔17〕〔18〕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1~42、85、111、249、132、225~226、122页。
  〔7〕吴樾:《与妻书》,选自南郭:《吴樾》,金兰出版社印行,1985年版。
  〔8〕吴樾:《暗杀时代》(手稿),选自南郭:《吴樾》,金兰出版社印行,1985年版。
  〔11〕《申报》1905年9月28日。
  〔19〕〔20〕《大公报》1907年10月18日、6月5日。
  〔22〕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己轻群重复何言?

  
  ? 方建锋
  一
  光绪三年(1876年),严复与林永升、刘步蟾、方伯谦、马建忠等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留学生。他虽然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却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所学专业之外,这一点还与郭嵩焘有直接的关系。
  郭嵩焘同年成为清朝第一任驻外公使,他自称“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1〕。郭嵩焘反对洋务派把“船坚炮利”看成西方强盛的原因,也反对洋务派官僚主张由国家垄断新式工业的做法,主张扶持民间工商业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郭嵩焘在国内少有知音,多受打击。郭嵩焘到英国之后,广泛考察英国社会,注意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致书沈葆桢,“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2〕。郭在英国看到日本在英国学习各种技艺的有二百多人,而中国只是学习军事,为此深感不安,建议各督抚多选一些青年才俊,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才质,分别培养。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严复与同学共到郭嵩焘处祝贺春节。其间,严复给郭嵩焘的印象最深。郭氏在日记中讲到:“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二十五岁的严复善于谈吐、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与六十岁的郭嵩焘引为忘年交。严复之子严璩在《侯官先生年谱》中写道:“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3〕郭氏此一时期近一年的日记中,共有三十三处记载有严复的活动。有一次,严复去英国法庭旁听,回来之后“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4〕。严复因其科学知识丰富和才华出众,深受郭嵩焘喜爱。
  郭嵩焘在巴黎期间,正好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也赴巴黎游历,严复先后陪同郭游天文馆、参观巴黎下水道、赴凡尔赛宫参观等等,不时为郭做科学解释。次年的春节晚间聚会,郭嵩焘邀请了严复参加,为唯一的留学生。会上,由英国人罗伯逊致贺年词,郭嵩焘致答词,马格里任翻译。事毕,郭嵩焘问严复,翻译如何,严复说,所译的话多数不正确。而专职译员凤夔久、张听帆竟没有能力辨别出来。这件事情使得郭嵩焘认定,严复的英语水平胜过译员。
  郭嵩焘在日记中对严复有如下评定: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任公使否?
  曰:是其识解不逮严宗光。〔5〕
  在此基础上,郭嵩焘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八日(1879年1月29日)发出公文,其中向南、北洋大臣保荐严复等六人。这件事情,还让曾纪泽极为不满,认为褒奖严复太过,会纵容严复的狂傲之气。
  郭嵩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当时权贵所不容,自行离任,奏请因病销差。严复将英国《泰晤士报》关于郭嵩焘离任的长篇报道翻译了出来,赠别于郭氏。这篇评论认为,中国夜郎自大,将向外派遣公使视为最失国体的事件。而郭嵩焘通晓欧洲事体,“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郭嵩焘任使对中国和西方都是有益的,“如郭之为人,中国用之,其益不浅,我等亦更欢喜”。评论认为清朝用人不当,“常念中国如渴睡初醒之人,遇事惝怳,不甚分明”。这篇报道全面分析了郭氏离任的背景和政绩,严复借外文报纸表达了自己对郭氏的感谢、理解和同情。
  郭嵩焘1891年7月18日去世。严复将郭氏与羊祜、屈原相比,写挽联道: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二
  在英国学习二年零三个月之后,1879年,严复二十七岁,由于福州船政学堂缺乏教师,受调提前回国任教。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初始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莫不如是。当时之所以调严复提前回国任教,据后来薛福成考察,是因为“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但是,此时的福州船政学堂已经“诸事废弛”,积重难返。学生开始丢弃“洋务”,转而学画、学歌词,“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船厂的提调(厂长)不懂洋务,“日吸洋烟,携姬妾,十数日不到局一次”,所造之船多数“不商不兵”,不能适用:
  船政局所雇洋人,艺亦平常。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济机器,是其明证。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俸,往往派华匠造器,宽其限期。如有先期制成者,必以不中式弃之。华匠相率宕延,遂成锢习。管驾以至水手,薪俸太厚。竟有管驾数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拥厚资,难免浮冒侵吞之弊。〔6〕
  基于对严复才干的认可,1879年10月18日,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刘步蟾、林泰曾能调管大船,严复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魏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次年4月28日,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督办黎兆棠,请饬严复赴天津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8月12日,严复至天津,被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
  严复是中国第一批学习海防的人员,有留学经历,知识超群,善于辞令,具有相当的交际能力,“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王蘧常:《严几道年谱》)。自光绪七年(1881年)开办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停办止,天津水师学堂共毕业二百一十名学生,成为北洋舰队的骨干技术力量。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文理通畅,博涉西学”,严复功不可没。
  陈宝琛在《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领都统严君墓志铭》中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蕃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李鸿章曾示意严复“执贽称弟子”,而严复不屑,与李保持一定距离。同时由于中国官场长期形成的派系斗争,李鸿章也未视沈葆祯培养的严复为心腹,不让他参与决策。严复自己讲,“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不时有不得志之叹。
  应该说,严复与李鸿章的距离感主要产生于根本观点的不同。与郭嵩焘一样,严复不看好限于军事自强的洋务派思想,更反对由国家包办新式工业,这一点与李鸿章后期由“自强”向“求富”思想转变相冲突。
  但是,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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