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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出兵与阿古柏作战，阿古柏派使者去伦敦求援，英国外交大臣出面调停，提出三个条件，促中国与所谓喀什葛尔王国“议和”，使阿古柏政权合法化，成为英的保护国，只是在名义上向中国皇帝称臣。英外交大臣特向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递送照会，要求将所提条件转奏朝廷。黎庶昌向郭分析新疆的形势，认为“喀什葛尔业已破坏，万无久存之理”（《西洋杂志·郭少宗伯论喀什葛尔事》），极力请求郭嵩焘不上这两个奏折。就在这年十二月，阿古柏势力被彻底消灭，南疆光复，黎庶昌此时已调任驻德参赞，在柏林听到捷音，他兴奋地赋诗一首：“轻车度幕不惊尘，矫矫将军号绝伦。回准降幡齐入汉，图书旧版复收秦。雪消葱岭鸿难度，草长蒲梢马易驯。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去付行人。”这件事显示了黎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敏感性，也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另一件是在古巴任领事时，他履行一个外交官的职责，竭力保护本国侨民，几经周折，为华人争取了出入自由的权利。后来在日本做外交使节时，他有效阻止了日本对朝鲜的入侵。这些都说明黎庶昌是一个清醒的懂得维护国家利益、善于处理外交事件的爱国人士。
西洋各国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黎庶昌逐渐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后，想到国内的局势，内心忧心忡忡，在《上沈相国书》中进言，“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因此须交际一二大国邦，结为亲密关系，内修战备以御外辱，扩充商贾以利财源。如果仍然自大，不思通变，恐怕被列强蚕食的灾难还会再次发生。
当时国内洋务运动始兴起，朝臣显要还以“匈奴、回纥”看待西洋诸国，黎庶昌忧国愤时，极为详细地向国人介绍西洋各国的政体。他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介绍英、德、西班牙等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其“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与李勉林观察书》）。国家主要政事由议院决定，国主签押而行。黎庶昌认为，这种“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与莫芷升书》），这一类比说明他对这种制度极为欣赏，且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朋党之祸，但西洋的朋党却截然不同，他详细论述：“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日国更换宰相》）同一文记述了西班牙“保党”与“公党”之间的斗争，结果“保党”首相下台，一夜之间，各部院大臣全部更换，并未因此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法国为共和制，总统由民众选举，议院的权力比西班牙的更大。议院中君、民两党争执激烈，身为君党的总统马克蒙由于得不到民党支持，被迫辞职，像这类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竟然是“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伯理玺天德辞位》）。更让黎庶昌开眼界的是瑞士的政体，瑞士不设总统，由民众选举议员，上下两院共一百三十多人，“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黎庶昌评议说：“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之人无不以乐土目之”（《西洋游记第二》）。对欧洲的民主体制，黎庶昌的欣赏体现在字里行间，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不会公然反对专制体制，只能隐约表达他的意向，如在《答曾侯书》中他就暗示说中国君主独揽一切大权，不肯让朝臣分担其责任，应该把权力放给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
中国皇帝对反对派向来是格杀勿论，以致株连九族的，而黎庶昌在欧洲见到的却不是这样。在《俄皇遇刺》一文中，俄国皇帝阿赖克桑得尔第二（今译亚历山大二世）因“横征无度，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引起很大得民愤，在1881年遇刺身亡。行刺的主使者叫“平会”，音译“索息阿利司脱”（即今社会主义者），刺杀者被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三年前刺杀德国开色“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刑司亦不株连”（《开色遇刺》）。文中介绍了“平会”的政治主张，还说“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文章描述了欧洲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确实要比中国政府文明得多，而作者的叙述客观，毫无贬词。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出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而造就的强大的物质文明，既可使船坚炮利，又能为百姓生活造福，黎庶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访问了许多工厂和农场，详细记述机器的形貌和生产过程。在英国两次参观乌里治制炮厂，先后观看试演鱼雷和试放大炮，记录每种大炮的口径、工艺，包括制炮筒、车来复线、铸炮弹的过程，对操作技术和产品加工情况记录清楚准确。阿姆司汤制炮厂，葛美尔制钢铁厂的造船业，这些军工企业，都是黎庶昌首要关心之事。
黎庶昌不仅关心国计，还关心民生。他参观了印书局、织呢厂、瓷器厂、造纸厂和农务学堂等。印书局用铅字排版，几十张印机同时印刷，这使只见过木版印刷的黎庶昌大开眼界；用机器制呢的生产过程有如中国的纺织棉布，不同的是“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布生织呢厂》）。法国赛勿尔瓷器局的瓷器“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赛勿尔瓷器局》）。对巴黎大街上安装的电气灯（弧光灯）不仅描述其发光原理，还介绍了早期发电机的形状及构造。黎庶昌还介绍了西班牙的一所农务学堂的榨葡萄汁的机器、割草机、玉米脱粒机，对每种机器的功能、原理详细记录。其他如炼钢法、玻璃制造法、造纸法，也都不厌其详地予以记录。在《与莫芷生书》中他说：“计彼所以夸示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一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
”
黎庶昌十分推崇欧洲现代都市建设。他认为，都会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他对欧洲各国都会均有描绘和评价，印象最好的是伦敦和巴黎。《与李勉林观察书》中说：伦敦都会大于上海二十倍，街衢广阔，景物繁华，车马之声，殷殷之闳，相属不绝，夜则万灯如昼，论者气象冠于欧洲，以此可以推知其国矣。对巴黎的街道和下水道，黎庶昌分别写有专文介绍，认为“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巴黎街道》一文描绘巴黎的商腮利赛（即香榭丽舍）大街，是“地球上街道第一”。对于现代都市中的公园，他不忘指出西洋各国很重视其建设，各自都有一些著名的公园，如英国的海德公园，法国的白木公园，这些园囿“皆由公家特置，以备游观，为散步舒气之地”（《西洋园囿》）。
深受科举制之害的黎庶昌，对西洋各国的教育体制极为关注。他曾参观马德里农务学堂，十分关注学校的规模、国家重视的程度、教学内容、学校花费、经费来源等。如学堂开学时，君主亲临观礼，学部尚书还函邀各国使节莅临观光。学校设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教具陈列馆，植物标本陈列馆以及各种农业机械。教具馆有植物模型、鸟巢模型，物理室里有测地平线的经纬仪，化学室的精密天平“虽毫发之细，可以知其轻重”（《马得利农务学堂》）。黎庶昌还向学堂总办询问了学堂开办情况：该学堂领有附近十来里的土地，归学徒自种。学徒都先学有根底，然后才能入此学。每年每人交学费银洋六元，满四年考试给文凭，再交八十元即出学。出学后，或充教习，或代人管理产业，各从其便。
在巴黎，黎庶昌曾被邀请参加法国总官学堂的发奖仪式，该学堂每年从各学科中选择优等生十名，由学部尚书（教育部长）主持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