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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盖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划格物之学”。马通过转述译介其法国友人的建议，给中国传统中对功名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注解：这里，“名”既不是狷介轻狂之士自视清高而所鄙视的粪土，也不是无数“只读圣贤书”者所梦想的有朝一日的功成名就，而是对所受专门训练的精通，是借以与同道交流，获得承认和尊重的工具。
游学在外，马建忠对事关中国国际形象者尤为关注。在一次游览巴黎万国博览会（“炫奇会”）中，马建忠注意到“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之委之西人之咎乎？”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危机意识无时不刻在激励着马建忠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预示着他日后将重视中国工商业，发展丝、茶贸易。
专修国际法并兼任当时清政府驻法国使馆翻译的马建忠，对清政府驻外使馆外交人员不修炼外交技巧、不主动结交当地人士深为不满。在“马赛复友人书”（1878年）中，马建忠写道，若驻外使臣只是遵循呈递国书等例行礼节，对其他事战战兢兢，碰上当地人士宴请，也是“一往不返，闭门不出，不交一人。即问有酬酢往还，又皆彼国所谓夤缘之辈，致使门庭多俗客，见闻悉庸流，辄徒为西人见笑，以为东方之人，不可予语”。这种身在异国而仍闭关自守的状态也导致观察学习西方强国机会的丧失，等到“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谓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
寻求富强之源
何为西方富强之本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建忠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绝大多数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先的认识。他说：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币藏自足；得民心则钟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综合各国政事，马建忠指出西人经验“以利为先，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而终之以联邦交焉”。从此，富国厚民成为马建忠坚信用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良方，这种思想在他1890年写的《富民说》得到集中体现。该文开篇明义：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马建忠论述以前的中国，商业往来主要内循环于国内，财不外散；而开埠通商之后，出口远不抵进口，每年外流银两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何止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何不磬，民何不贫？”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闭关锁国，不对外通商，“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他进而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是降低国内赋税和出口关税，增加出口货物，同时提高货物质量，尤其是中国传统强项丝茶类。二是提高国内生产能力，以国产品替代大量进口的外国货物。“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机”。三则是更多开发国内矿山等自有之财。
马建忠将重商求富作为强国之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国富与民生紧密联在一起，并进而提出独立民权和三权分立思想，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为惊世之论。他指出，西方百年来“政治聿新，商贾通而生路日广，议院创而民情可达，赋税则实收实报，无侵吞之虞；狱讼则比事比情，无刑求之虐。其民安居乐业，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搅”。西方政体，或是君主，或是民主，或是君民共主，而其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尽管在马建忠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民权思想的萌芽，如黄宗羲撰写的《明夷待访录》，但将商业发展与普通民众安居乐业、各事其事，得享“人人自立之权”贯通起来，无疑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将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达尔文等人的著作翻译到中国的严复认为，在西方，个人利益的鼓励与强大富强的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连接。相比严复，马建忠所崇尚的个人自立和自爱似乎更为纯粹和独立〔1〕。而与王韬在传统的框架中为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和建立现代议会制寻求合法性相比，马建忠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西方社会制度本质的认识来推介西方的政治经济民主，合法性已存在于其能富国厚民和培养民众自立之基之中。
有趣的是，一方面马建忠精心研读以理解欧洲各国富强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并非盲目崇洋。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他与同学师长反复辩论，“发现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从出。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似乎公正无私，但是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每次总统变更则内阁尽换，任人唯亲，治国基于党派私利；法国号称民主之国，似乎为官者不由世族，但也是结党营私，除少数杰出之士，若非同一派别，欲谋得一好的职位也是难上加难。这些应该算是中国人较早批判西方政党政治的例子。马建忠的这种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辩证求知，客观评价西方的态度，值得每一个研究西方的人所效法。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建忠的各种上言和著述中，他一以贯之地使用“中国”这个词而非传统的“天下”来指称中国，看似一词之变，反映的却是整个世界观和历史格局的变化。面对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挑战，中国再也不可能是“中央之国”和“家天下”了。思维敏锐如马建忠（后继者如梁启超、孙中山等），开始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之林中寻找中国新的坐标。这种现代性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产生，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变革形成了巨大的助推力，直到现在仍对国家认同、国民意识的塑造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处理产生持久的影响。
实干家：投身外交与商界
与同时代的很多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相似（如容闳和王韬），马并不是囿于书斋的空谈家。他的给李鸿章的不断上书进言，一方面是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的所学能得以运用和社会抱负能得以实现。当时的洋务运动，尽管有很深的局限，多多少少也给这些新学之士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历史舞台。
1880年马建忠学成回国，入李鸿章幕府。1881年，奉李鸿章之命前往印度，与英国印度总督黎彭等多次交涉鸦片包销及税收问题。1882年，鉴于当时日本正阴谋入侵当时为中国属邦的朝鲜，丁日昌向李鸿章建议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1882年马建忠受命出使朝鲜，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由马建忠“监盟”，朝鲜与美、英、德订成商约。日本对中国国内有此外交能人襄理订约之事，甚感惊奇。
不久，朝鲜国王生父李应发动政变（“壬午兵变”），日本使馆遭袭，军人被杀，日本派遣陆海军欲乘乱控制朝鲜。马建忠与海军提督丁汝昌东渡应变。等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兵到达朝鲜后，马建忠建议诱擒大院君，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借故追查人凶武装干涉，又可维持中国所册封的原国王的王统秩序。其后政变平定，马建忠功不可没。
1884年，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至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