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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eotype）。
在当时的人们语言文字之中，充斥着对于西方文明诸如“犬羊之性，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见利则趋，见害则避；唯利是图，惟威是惧，用意殊险，为计弥毒”式的描述，根本就是“夷狄其邦，禽兽其人”的诅咒，完全谈不上对于西方文明进行正确认识的可能。这种对于西方形象的妖魔化，除了有利于维护当时中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外，当然也有利于维护建立在“夷夏大防”基础上的大清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在当时的广东，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相当欧化，风气所渐，连天津也每见西式带兜服装。在郭嵩焘出洋之前，中国就已经屡见卷发隆胸者。对于这种器物上的仿效，在上层士大夫阶层仍属罕见，林则徐到澳门巡视，深感“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7〕。但平民阶层这种对于夷狄的媚艳，并不曾影响到上层知识分子高高端起鄙夷仇夷的文化姿态。曾经行走于天津海防与抚粤大吏的郭嵩焘却以一个地道的上层知识分子身份，出使西方，形成了当时对于西方文明最真切的认识。
郭嵩焘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应该说是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所有人，其始以经世派的“后劲”示人，再成为洋务派的“中坚”，最后成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康、梁也不曾承认的维新派“先驱”，特立独行，与时俱进。虽与世不容，但他就如同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微影像，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由器物而制度而心性的艰辛历程汇集一身，以自身的悲凉处境照亮了那个集体蒙昧的时代，使得当时看起来似乎已经陷入无尽暗夜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露出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注释：
〔1〕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76页。
〔2〕《四国新档·英国档》（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854页。
〔3〕〔4〕〔5〕〔6〕《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548、124、439页。
〔7〕《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第351页。
有为者亦若是 ——读曾纪泽《使西日记》
有为者亦若是
——读曾纪泽《使西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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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出生于1839年，即鸦片战争前一年；1890年去世，距离甲午中日战争四年。他是处于内忧外患大变局时代少有的开局先锋之一，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
曾国藩以其道德文章治兵方略，加上唐浩明的小说精彩，其名头家喻户晓，可知道曾纪泽的人就少多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是对内对同胞的胜利，而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才华横溢的儿子，真正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是对外的胜利，比如出色的对俄交涉〔1〕。如果没有曾纪泽当年成功地对俄交涉，今日中国版图的雄鸡尾部，大片的国土就会失去，且将新疆南北分割，不管是战略上还是资源上，对中国都极为不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纪念曾纪泽，而不是他父亲曾国藩。
公历1878年11月22日（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纪泽乘法国“阿马松”号邮船离开上海，远赴欧陆，出使英法。曾纪泽使西时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是：俄国强占了伊犁，法国攻入了河内，日本割去了琉球，英国吞并了缅甸；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使臣威妥玛等，公然在呈递给清政府的文字中叫嚣：“将来中华天下，不免分属各邦”，“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
在国内，“清议”之流诋毁西学和洋务。中国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他者为夷狄蛮邦，可是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天朝心态不免大受冲击；物议派为代表的士大夫觉得列强还是蛮邦，不过一时“奇技淫巧”武器上占上风，承认天朝落后于夷狄，心理上却承受不了。因此，对洋务人士诋毁甚烈，如对郭嵩焘，就是显例。后来，郭嵩焘的使西游记把西洋的文明说成两千年，不同于从前的夷狄，显示了他的非凡见识，却在京城上下却掀起轩然大波，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使西纪程》被毁版。之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启用。郭死后多年，还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以此可见一斑。但清流也分三等境界：
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此其下矣。
以上这段话就是引自曾纪泽答复好友杨商农的信。杨商农“来函谆谆恳恳，以清议为言”，“不甚以洋务为然，规余（曾纪泽）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而这些清议之流都认识不到的，而为曾纪泽指出来的真实状况是，“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天运”也就是时代的潮流，形势如此，“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纪泽告诉他们，空谈高论于事无补。“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从来都有明理之人、办事之人以及庸俗愚蠢搅局之人。曾纪泽既是明理之人，亦是办事之人，因此就要和庸俗愚蠢的搅局者斗争。
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办洋务就尤为困难了。曾纪泽在出国前两宫召见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远见卓识。曾纪泽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慈禧对曾纪泽说：“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对曰：“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两宫召见之后，曾纪泽去接被朝廷上下讥讽辱骂从而罢了官的郭嵩焘的缺，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压力。面对时局，曾纪泽认识到必须做到“办事之人不怕骂”。他不仅要做到“不怕骂”，还要不辱使命。郭嵩焘为国人士大夫所骂，而郭的杰出外交作为却为西方人士所赞赏，所以曾纪泽对内要顶得住，对外还要拿得出手，至少不能表现得比郭嵩焘差，辱没父亲曾国藩。曾纪泽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出使前的心情：
奉旨以来于此二者（道路遥远和风涛凶险）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现任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上累前徽。郭筠仙长在欧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
曾国藩晚年就是栽在天津教案处理的外交上的。曾纪泽深知外交事务其中的艰难，能够忍辱负重，要何等勇气和胸怀！后来的实践证明，曾纪泽不仅没有辱没先人盛名，而且由于其卓越的表现，弥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受的委屈，难怪左宗棠说他“孝不违亲”。
为了不被骂成“卖国贼”，当时多少英才不敢作为。连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都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则，他“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及李鸿章”，威妥玛谓中国无意求进步。郭对曰：“……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不敢任耳。”威问何故，郭曰：“直苦人言尨杂，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动辄怕说是汉奸。合淝伯相亦是半明半昧”郭曰：“合淝尽透彻。”威言：“吾与办事甚多，纯是一种猜疑。”郭说：“合淝直是不能主持，无从直切定议。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淝助之，天下事尽可为。中国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轻视也。”威曰：“我持论亦如此。政府无人便无如何。”郭亦不能置对也〔2〕。中国有人才，政府又无人才，真是一对矛盾，而后来恭亲王和李鸿章还是没有逃脱卖国贼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