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老舍还这样批判日本：“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了地球的欲望，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用的。”老舍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在日本凌辱中国、中国民众同仇敌忾的特殊环境里，显得犀利而有力，但终究是一幅扭曲的漫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统于阶级论，日本人民与日本统治者，被作以泾渭分明的区别，前者进步，后者反动；前者爱好和平，后者穷兵黩武。作为外交斗争策略，这种做法无疑很高明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受两种截然不同的日本想像支配，一种是鬼畜化的战争恶魔，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另一种却是热爱艺术、温文有礼的和平天使，却没有机会弄清这个悖论。直到改革开放时代到来，这种局面才开始打破，中国人开始了解真实的日本。这二十年，中日两国之间各方面的交流可谓兴旺，据统计，中国留日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日本的电器产品、电影卡通之类在中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然而，历史的惯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到底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我不敢说。事实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心理上的距离，并没有因来往的增加而缩短，事实毋宁说刚好相反。历史的记忆，现实的冲突，一直在妨碍两国之间真正的交流，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视与误读一如既往。
尽管时光已转到二十一世纪，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时的那种历史的沉重感。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精通日本的大家，他们的见识毫不逊色于西方的日本通。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的研究不为国人所知，一直封存在历史的尘土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竟使中国学界大开眼界，奉若至宝。其实，《菊与刀》的作者没有到过日本，日语一窍不通，对日本的事情相当隔模，其凭严密的逻辑推理拐弯抹角得出的日本文化二重性的结论，周作人早在七十年前已经点破。在《日本管窥之四》里周作人这样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猜，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周作人从日本特有的宗教——神道，找到了答案。他发现，日本的神对日本民众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以“神凭”或者“神人和融”方式体现，可以有极大的破坏性，周作人进而指出：“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这是周作人经过长期思索、包括误读日本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格外有说服力，对于我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与右翼政治的民众心理基础，极有启发意义。可惜此文当时未能面世，因为不久就爆发“七七事变”，周作人沦为汉奸，直到二十四年以后由友人曹聚仁带到香港编进周作人的书里出版，可以说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影响。
近代中国有两个大日本通，一个是戴季陶，另一个就是周作人。相比之下，政治家的戴季陶比书生的周作人看日本更老到、更透彻。周作人受东瀛的“人情美”遮蔽，颇费一番周折才看清的事情，戴季陶一下子就看破。比如他这样分析日本的武士道：“武士道是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是何等通透的眼光！再比如，戴季陶这样概括日本文化：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十分可敬。
认识日本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虽属于同一系统，却是不同的类型，与原创的中国文化不同，它是一种派生性文化，其最大的特征，是对外来文化贪得无厌的吸收与再创造，传统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近代的西洋文化，都是它吸引消化的对象。因此，认识日本，不仅要有深厚的中西学知识、东方学知识，还要有正常的文化心态和对东瀛生活的深度体验，方能发现它的本质。周作人与陶季陶对日本的真知灼见，正是在此基础上的产物。然而，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周作人和戴季陶，一个是汉奸，一个是国民党右翼政客，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难以言说的复杂与凶险。然而仅就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而言，这是两座绕不过去的高峰，以人废言，是极不明智的。今天的学者，已经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撇开他们，重起炉灶，我们将陷于认识的空中楼阁，唯有继承他们的思想遗产，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所成就。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得来全要费功夫
？ 霍红伟
1842年5月1日，距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仅剩一百二十天，距1840年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已经接近一年十个月，道光皇帝从派去征讨“逆夷”的扬威将军奕经的奏折中得知可以审讯战俘后，发下谕旨一道：“著奕经等详细询以咭唎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孟咖唎，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号？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动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1〕
5月15日，道光帝又令台湾总兵达洪阿向英俘讯问：“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