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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代以降，中国遭遇不可抗拒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性”与“世界性”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此陷于无休止的矛盾纷争，从大趋势看，是后者不断挤压前者、取代前者，表现在文化思想上，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占据上风，最后终于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用来认识西方有相当的合理性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此认识日本就会发生很大的错位。考察中国近代以降的日本观，继传统的“大中华”之后，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种世界主义或曰西方中心主义，无论进化论、人道主义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不出这个范围。公平地看，各种观念都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的范围，对于认识日本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假如是对日本的国情、日本的历史文化风土没有相当的知识与切身的体察，食洋不化，将此种观念无度地扩张，势必导致认识的错位。巴金对日本的误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作一番梳理。
1934年11月，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兴趣”，化名黎德瑞，东渡日本，由朋友事先的介绍，巴金住进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这期间写下了名作《神》。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四十年以后，在巴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
言之凿凿。武田由“无神”向“信神”的转向，看来是铁的事实，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侵华战争爆发后，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才解开。巴金回信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参见藤井省三《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朝日新闻社）
巴金的辩解也许不无道理，这里涉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文学创作中写实与虚构的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说就能说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这个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巴金将一个日本右翼知识者、日后充当侵略中国鹰犬的汉学者，演绎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弱者，一个向命运屈服的曾经的无神论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假如能够作“历史还原”的话，只能是一个思想保守、效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安分守己的外表下，有着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这种日本人在日本比比皆是，可惜不在巴金注意中。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唯一的证据，就是听一位介绍他认识武田的中国朋友说过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所见的刺激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好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虚构主人公藏书中有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这样一个细节。这个虚构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记忆中终于变成了生活的真实。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此时巴金已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是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种因素的互相激荡，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对民族性、国民性、地域文化之类的问题视而不见，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这一类问题无足轻重，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消亡。这种心理预设与知识背景，决定了巴金看日本的方式。
以西方“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原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是家常便饭；所以一定要作硬性的区分，那么只能说，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泛神意义上的祖先神／自然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万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及其皇祖——天照大神，这个“神”作为日本的象征，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甚至可以成为日本富国强兵、实现近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神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都是这个“神”激励的结果。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不在巴金的视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从巴金对武田的“有神”／“无神”二元对立思维，不难联想日后一直流行的“日本人民反战，日本统治者好战”的阶级论两分法，其思维方式完全一致，当然不符合事实真相，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更是南辕北辙。这种思维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大大地简化，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
四
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彻底败坏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在这种情势下，要求中国人以冷静的眼光、客观的态度看待日本，是不现实的。汗牛充栋的抗战文学，将日本人彻底地妖魔化、鬼畜化，连老舍这样理性丰富的作家也未能免俗。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作了激烈的抨击与彻底的否定，甚至连日本人做事认真这一曾经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国民性，也成为嘲讽的对象，日本人被形容成一种笨狗与哈巴狗杂交的“板凳狗”——“一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老舍这样借主人公瑞宣的嘴这样评价日本文化：“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