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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泰戈尔所建造的理想的儿童天国，也深深地打动了冰心的心，使得冰心也想以此来否定社会现实的黑暗，来当作自己理想的追求。泰戈尔描写母爱时，有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心灵；泰戈尔描写儿童时，又有着母亲般深沉的爱和热切的希望。他那本著名的《新月集》，凭借着新月一般晶莹秀美的诗歌，对儿童的纯朴天真作了极为温柔幽婉的歌唱。翻译《新月集》的郑振锋先生说，这本诗集象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的有魔术的翼膀，可以把自己从
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在这个理想的儿童天国里，没有成人世界的怀疑贪婪、喧哗争斗、生之烦恼、死之痛苦。这里有的只是人的自由与万物的和谐。大家一定读过《新月集》中“最后的买卖”这首诗，你们看诗人不愿将自己雇佣绪皇帝的权力、商人的金钱、美人的微笑，却甘愿将自己“出卖”给一个坐在海滩上玩贝壳的小孩子。他为这桩买卖而高兴，因为“在这个小孩的游戏中做成的买卖，使人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可见泰戈尔对这个儿童天国倾注了多么深切的爱！印度大诗人梦幻般的儿童天国，象一个猜不透的谜永远吸引着冰心。她用伤感的情怀追忆着逝去的童年，以迫切的心情呼唤着童心的回归。在冰心的作品中，童年常常代表着美好的情操、善良的品德。高尚的灵魂。冰心笔下的孩子如同泰戈尔的一样，也充当着爱的天使，肩负着传播光明福音的任务。
偈颂与唐诗
从文化和文学的特定角度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佛教对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巨大影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输入了另一种与国有传统不同的、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而且佛教文化 （特别是佛典）又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于是佛教必然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本章第一节介绍《西游记》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散文、诗歌、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等各种体载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作全面的介绍。在这里，我们以诗歌为例，具体分析佛教是怎样影响中国文学的。
佛教经典里面，有一些是用韵文来宣扬佛理。这些韵文用汉语翻译过来，叫做“偈颂”。偈颂的写作，要求很严格，音节格律都有一定的规定，就象中国的律诗一样。佛教徒写作偈颂要句斟字酌，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中国本来就有悠久发达的诗的传统，因此，翻译佛典时偈颂的传译，必然要借作中国诗的形式。但这毕竟是一种翻译文体，受到原作的限制，与中国本乡本土的诗歌又有很大的区别。另一方面，自东晋以后，中国的佛教徒（僧侣）中出现了大批能诗文的人，他们的创作也要直接受到佛典的影响，其中包括写作大量的偈颂体诗。到了中唐之后，更是出现了“诗僧”（既是诗人又是僧侣）这样一种特殊人物。于是，佛典“偈颂”的传译和中国“诗僧”的创作，就向中国诗歌输入了不少新的表现方法，从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诗风的通俗化。前面说过，偈颂翻译用了中国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也有四言、七言和六言。这与汉代以后五言诗在诗坛上的流行恰好相应。而五言的“偈颂”又是一种通俗拙朴的文字。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偈颂”是宗教宣传品，必须面向大众；僧侣传播经典时又主要靠口头宣讲，要讲得明白易懂。所以偈颂就成了一种接近口语的通俗诗。就看下面这个例子：
何物重于地？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何物多于草？
戒德重于地，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思想多于草。
这种问答、比喻、排比的表现方法以及简单通俗的语言，都接近民歌，与文人创作大不相同。再举一首《佛说野鸡经》。这首偈颂写一野猫见树上野鸡长得很漂亮，心里想害它的命，口里却说得很动听，野猫唱道：
意寂相异殊，食鱼若好服。
从树来下地，当为汝作妻。
野鸡回答说：
仁者有四脚，我身有四足。
计鸟与野猫，不宜为夫妻。
一问一答，很类似山歌对唱，幽默而有风趣。由于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自然不能用典故，而且也不苛求什么平仄、韵律，只要句子的长短一致就行了。这种诗歌形式比较自由，是一种富于新意的韵文体。
这种新的韵文体，首先被中国本土的佛教徒在创作中所借鉴。比如初唐的王梵志，中唐的寒山、拾得以及中晚唐诗僧们的大量创作，都是有意识地以偈为诗，取偈颂的通俗来改造诗的表达方式。拾得说：
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
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
可见唐代诗僧利用偈颂的通俗是非常自觉的，是有意地提倡一种新的诗风，并以此感到自豪。这些类似偈颂的诗作，在艺术上借鉴了偈颂通俗自由的表达方式，又结合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形式加以发展，特别是在民间语言的运用上更丰富、更大胆，在艺术表现的通达自如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大家知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了很多通俗易懂的诗。传说他写出新诗后，让人拿到井台边读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妪听。老妪听懂了，白居易非常高兴，认为他的创作成功了。白居易诗歌的通俗化，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佛教的影响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白居易本来就信奉佛教，早年还写过象
《十渐偈》那样的偈颂体作品。晚年写的许多表现闲适情志的诗，力求浅显自然，也类似偈颂。
第二，诗歌注重说理。佛典的偈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宣扬佛理，它们与作为艺术作品的诗歌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佛典中有一部分偈颂，或描摹叙述，或抒写情志，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社会、宇宙的看法，又确实是有一点诗意，可以把它们当作哲理诗来读。同时，中国本土的诗僧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也特别注意在诗歌中表现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认识，于是就在诗中大量说理。这一切，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说理化倾向。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有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来的汉魏古诗，虽然时有议论和感慨，但很少有纯粹的说理。而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诗僧们的作品，有时候通篇都是说理，说佛教之理。当然，他们的说理并不枯燥并不乏味，而是充满生活的情趣、智慧和幽默。他们并不是干巴巴地讲大道理，而是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比喻、象征、暗示、拟人等等。请看这首《牧童》：
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
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
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
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
佛教徒主张出世，主张与世无争，主张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去体悟佛学的玄妙幽深——这本来是很生涩的道理，却寄托在“雨中牧童”这一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使得读者在春风、细雨、青山、碧草的意象里，在牧童悠扬的笛声与歌声中，悟出了佛理，悟出了玄机。
中国古代，尤其是六朝以来，那些本不是佛教徒的诗人，或者是与僧侣交朋友，或者是经常出入于佛教圣地，或者是读了一些佛教的经典，总之，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们写的诗，也常常含一些佛理，流露出几丝佛意。比如这首著名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作者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惟闻钟磬音。
破山寺在江苏常熟虞山北麓，是佛教圣地。禅院就是僧院，是僧侣们住的地方。这首诗写寺院的幽深静寂，用“曲径通幽”暗喻佛理的深奥莫测，用“潭影空人心”描摹佛徒的性淡情冷、空寂无欲。
第三，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佛典在阐述佛理时，常常极其夸张，极尽铺排这些表现手法，也被用于偈颂之中。有些佛典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比如
《佛所行赞》，描写佛陀的一生，从他的家世、出生到出家、悟道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