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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种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贾谊进
一步指出人心对物的反映正确与否，要经过“参验”，即“观之上古，验之
当世，参之人事”。这样才能“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
因时”，才能“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这种“参验”的理论，是韩非
法家的重要观点，他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是对贾谊机械反映论的一个重要
补充。
贾谊坚持了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他
并且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因果可循、条理可找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任务就
是要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探寻社会发展的因果、条理，找出兴衰成
败的道理，以供统治者审疑定势，“备患于未形”、“治之于未乱”。他研
究历史的目的就是“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也就是汲取历史的经验教
训，供新王朝的统治者参考，以调整统治政策、措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和时代的要求，实现长治久安。他对历史持进化论的观点，《过秦论》突出
表现了他的历史观。他在这篇文章中客观分析了秦的兴起、强大、衰亡的全
② 《鹏鸟赋》。
③ 《鹏鸟赋》。
① 《鹏鸟赋》，转引自《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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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进步性，指出秦国的强
大和统一中国，根本原因在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革新变法，“内立法度，
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的结果；他充分肯定秦始皇“奋六
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结束了“近古无王”、“兵革不休”、“士
民罢弊”的混战局面，“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虚心而仰上”，
①
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甚得民心”。贾谊的这个总结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公
正的，体现了他的历史进化的观点，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接着贾谊又总结了
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认为秦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区分开“守”与“取”的
不同统治术而不施仁义。他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
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上》）他批
评秦之暴政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焚文书而酷刑法，先
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
之，取与守不同术也。”这里所说的“取”，意思是得天下，也就是攻，是
进行兼并战争，因此必须通过诡诈和暴力；“守”则是巩固政权，单凭暴力，
是不能奏效的，而必须“施仁义”。也就是陆贾所提出的“马上得之安能马
上治之乎”的命题。在这一点，贾谊基本上是沿着陆贾的“攻守不同术”的
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了与陆贾有联系又不尽相同的社会政治思想与
治国方略。
贾谊政治思想的基点是继承发扬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特别是他
深刻考虑了强大的秦朝被人民起义所推翻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
了人民力量的巨大，为“民本”思想作了很好的注脚，使他得出了“与民为
敌者，民必胜之”的结论。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
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
①
谓民无不为本也。”他举战争的例子，说明民心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他指
出：“故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可见其民本思想是与其
唯物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他进一步提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
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坚信这是从古至今的一种必然性，也就是历史
的规律。
贾谊对民的认识当然是有局限性的。他认为“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
之为言也，盲也。”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愚昧的。但是，“故惟上
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人民是可以教化的，而且是不可欺侮的。“故
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这种认识虽有局限性，但在
那个时代已是难能可贵的进步思想。
基于对人民力量的上述认识，贾谊分析秦代速亡的原因在于不施仁义，
暴虏天下而失掉民心。他告诫新王朝的统治者“守成”必须用“仁义”。所
谓仁义主要是安定人民生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他认为：“凡居上位者，
简士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也就是说聪明的统治者对待人民应
该尊重、宽厚。他还引用管仲的话说：“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
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至今，未这尝闻”。这种足民
然后才能治民的主张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政治观。
① 以上引文见《新书·过秦论》。
① 《新书·大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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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所处的时代为汉兴二十几年后，情况与陆贾所处的汉兴最初几年不
同。贾谊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张“有为”的政治，认为无为只能是暂时的过
渡政策，时间久了会导致“不敬”、“无等”、“冒其上”等社会问题。因
此他主张放弃“无为”之术，把行仁义和用礼制结合起来来维护封建等级秩
序，强调了礼制的重要性。他着重论述了礼与法的关系：“夫礼者禁于将然
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
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
①
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所以礼是道德教育，
它可以使“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
也。”礼又有保民的作用，能够“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他认为只要仁义和礼制结合起来，国家就可以稳固，社稷就可以安定，等级
秩序就可以保全，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贾谊强调仁义礼制，认为礼义可使“民和亲”，刑罚能使“民怨背”，
因此礼制胜于法制。但是他又认为法制也是统治者手中必要的武器，不能完
全放弃。“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就
像一个善于屠牛的人，屠刀的锋刃要顺着肉丝割，遇到大骨头就非用斧头不
可。如果对大骨头也不用斧头而用刀锋。那刀锋就要受损伤。所以他主张礼
法并用，以礼为主，各适其度。他针对当时诸侯王势力滋长强大危及中央集
权的情况，及时指出必须及早采取措施，削弱诸侯势力。他建议文帝先用表
面上的“仁义思厚”，允许诸侯把国土再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原来的大国
分化为小国，叫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用“分而制之”的办法来
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但是仅用仁义笼络的办法还是不够的，对那些搞独立王
国，图谋叛乱的诸侯王，必须用“权势法制”这把板斧，实行“割地定制”，
化大为小，化整为零，使“下无背叛之心（实则无力——引者），上无诛伐
之志”，做到“法立而不犯，令心而不逆。”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象伸展
手臂、手指一样自如地控制诸侯王了。贾谊能够认识到仁义和法制都是一种
统治工具，是很深刻的。他对“削藩”问题的建议也是很有远见的。到景帝
时实践了他的这些主张，对巩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