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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统治者文帝、景帝、窦太后等都推崇黄老之木，几十年一直推行黄
老政治。到汉武帝时，仍有一些官员信奉黄老政治，汲黯就是其中之一。司
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吏而任之，
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汲黯的“责大指”，似乎是说上要事先订下
大政方针，“不苛小”就是在规定好的大政方针之下要放手让属吏们去办事，
即所谓“上无为而下有为”。
司马迁父子也是讲黄老之学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
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说他把先秦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六家，对道德家 （即道家）的评价为最高。认为道家思想能包括其
余五家所长，而无它们之短。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这里讲的
就是黄老之学。
从汉初高、惠、文、景、窦后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到汉武帝
时汲黯的“上无为而下有为”，司马迁父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可以看出
其中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客观形势有所不同。汉初人民刚刚从残酷
的秦暴政之下解脱出来，长期战争也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需要有一
段恢复时期。汉朝统治者也鉴于农民起义推翻秦王的教训，为长治久安计，
也需要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汉初统治者特别强调“清静无为”，
与民休息。黄老政治推行60余年，确实收到很好的成效，社会经济逐渐恢复，
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单纯地强调“清静”似乎已不够了。到武帝时便侧重“上
无为而下有为”、“无为而无不为”了。这一变化也反映了汉初各派思想斗
争与融合。汉初黄老之术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尊崇，但其他各派也未遭禁，儒、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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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家还比较活跃。儒道两家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有时还很激烈，同时，他
们又在斗争中相互渗透、吸收。例如，汉初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黄
生，在与儒生辕固生的辩论中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认为“冠虽敝，
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我们知道，老子的道
家学说本来是倾向“无君”，黄生却强调君臣上下之分。可见汉代的黄老之
学不同先秦道家学说。而是在道家基础上不断吸收了儒、法的一些观点，充
实自己，以更有利于为统治阶级服务。
这种思想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兼综儒道的思想家陆贾和贾谊的学说
里。
（2）陆贾的哲学思想
陆贾（约公元前240年—前170年）是汉初著名的思想家。开始，他作
为汉高祖刘邦的门下客，跟随高祖打天下，曾任太中大夫。他“名为有口辩
士，居左右，常使诸侯”，为刘邦充当谋士和说客。陆贾的著作主要有《楚
汉春秋》和《新语》二书。
据《史记》载，刘邦本来不喜欢儒士。陆贾时时在地面前称道《诗》、
《书》，刘邦很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
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页赵氏（即秦）。
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的一席话说得
刘邦脸红起来。其实刘邦也在考虑得天下后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他曾临风
慨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陆贾提出“逆取、顺守”的思想，指出靠暴
力可以得天下，但不可以靠暴力治天下，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逆取”而
以文治“顺守”，文武并用而天下大治的。反之，夫差、智伯、秦始皇则是
专用暴力、刑罚，结果都迅速灭亡了。“秦鉴不远”，刘邦怎么能不考虑这
个问题呢？于是他让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乃古
成败之国”。于是陆贾作《新语》12篇，“粗述存亡之征”，“每奏一篇，
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新语》的主要内容，就是按照刘邦的要求来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历代兴
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汉统治者提供治国方略。“逆取顺守”是他提出的一
个著名的命题，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是汉初政治的基本策略。上引司马迁《郦
生陆贾列传》的那段话，就集中概括了《新语》的基本思想。正如明代弘治
年间钱福在《新刊（新语）序》中谈到这段话时说的那样：“贾凡著12篇，
今其书不下数千言，而其要旨，不越迁数言。”陆贾《新语》集中到一点上
就是阐明逆取而顺守的道理，指出要用“仁义”治国，反对滥用国家暴力，
而仁义治国的最高境界便是“无为”。陆贾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但在他的著
作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为他的政治思想提供理论根据。
陆贾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由天地生成，
有了人，然后才有“道术”。他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
德参合，而道术生焉，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着叶长之属，
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就是说，先有天地
然后有物有人，这里的天地也就是自然。万物和人类都由天地之“气感相应”，
自然生成的。而天地万物和人类又是可以认识的，“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
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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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通过观察认识天地自然万物，也可以认识人类自身。这实际上涉及到
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陆贾在讨论天人关系的问题时，继承了荀况“明天人之分”的学说，把
天道和人道加以区别。他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
道不改而人道易也。”他进一步指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
君者有所取之也。”这就是说，社会的治乱兴衰，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统治
者的政治措施是否得当造成的。但是，陆贾又认为人事能影响天；天有时也
可以向人间示以灾变、祯祥、生杀等等，他说：“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
灾异，……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应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
语》的这些说法显然是不科学的，说明它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天的观念的影
响。
陆贾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出发，反对求长生不死的神的观念和宗教迷
信。他以秦始皇等求仙失败为典型，指出相信神仙，乞求长生根本无济于事。
他说，“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都是
“非所通世防非者也”。他们“不学诗书，行仁义，尊先王之道”，“乃论
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乘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
人之忐。”因而这种“不验之语”、“不然之事”，都是不可听，更不可信
的。真正要求道的人，应该象“汤武之君”、“伊吕之臣”那样，“因天时
而刑罚，顺阴阳而运行，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众，以弱制强”，“因
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也就是说像汤武等古代
圣贤那样行仁义、顺天时，才是真正的“得道”。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陆贾认为：“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
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著，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也就是说，做事要根据具体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只要符合实际情况就是正确
的，不必拘泥于古人古制。他把历史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
个时期，但不崇古非今，提出政治措施应适应时代要求的观点。
在社会政治观上，陆贾强调“行仁义”和“无为”。他说：“守国者以
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君以义平。”仁义是治国安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