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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背景
上面我们限定在战争的范围来讨论存在主义的背景，战争构成了存在主义的现实背景。然而，现实也是有根有据的历史存在，两次世界大战决不是随机出现的怪物，而只不过是欧洲文明内在紧张终致断裂、粉碎的极端表现。这种内在紧张早已显出端倪，并且越积越多而不堪负荷，只是人们没有正视或不愿正视罢了。这恰如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远远看去还是那样完整、恢宏、足以让人兴奋激动；走近一看，原已风化、斑驳，有无数细小的裂痕，只消有轻微震动，就会轰然崩塌。因此，存在主义作家和思想家们的精神地平线远远不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开始，而是延伸到欧洲近代人文历史的深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宗教、理性、科学等方面描述一下存在主义及其文学生长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文化心理背景。
欧洲的近代历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对欧洲近代历史的杰出贡献，简单说来，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权。在这之前的漫长的中世纪时，宗教是欧洲人类生活的主题。近代史改变了世俗生活的轨道，宣布宗教不再是人类生活独一无二的中心和统治者，不再是个人生存的最后和不容置疑的避难所。宗教走向衰落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宗教时代是人类心灵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宗教为人类受难提供救助，主宰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失去教会也就失去了心理上的维系，失去了精神支柱，丧失了与超越的境界的连系纽带。信仰丧失，上帝不再受到信赖，意味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无需接受上帝的监督也无需上帝的任何启示和帮助。人类自以为摆脱了精神羁绊从此可以毫无拘束、自作主张地与这种充满诱惑的世界打交道，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亚当和夏娃正是忘记了上帝的训诫才被逐出伊甸园的。在这个充满欲望和邪恶的世界里，人类注定找不到精神家园而无家可归，注定要随波逐流而无休止地流浪。人类以为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有限而达到无限之境，战胜自身的残缺而追求到完满的人性。这一关于人的世界的新幻象最初是那样地鼓舞着人类以致于完全觉察不到无所归依感将会出现和可能引起心理恐慌的可怕后果。当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亲自完成，在那不能做到之处终于不得不留下失望的缺憾。
科学控制着人类，改变了世界的图景。宗教衰落无法避免，衰落穿透人类心灵生活的最深层。虽然教会组织依然存在，人们也还会接受宗教命名、洗礼，到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偶尔也会去做礼拜，唱赞美诗，在做某件事之前在胸前划着十字、默念“阿门”祈求上帝保佑（但如有谁为自己犯下的罪恶到主教那里向上帝忏悔肯定被认为是个傻瓜或精神病患者），但是人们更关注的是周末带着女友去海滩做日光浴、乘飞机旅行、足球名星吸毒的新闻以及股票行情，宗教大抵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精神傀儡、世俗生活饶有兴味的点缀。即使是新托马斯主义者，具有宗教情感的现代作家，也不能够象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那样从宗教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力量。十八、十九世纪的新教运动是一次宗教向世俗靠拢为世俗筹谋的运动。在世俗事务上，尤其是在与自然关系上，新教与科学思想不谋而合。它剔除了中古基督教繁复的意象与符号，揭开了自然神秘的面纱，把它看作是一个和精神敌对的物质世界，必须用清教徒的热忱与努力加以克服。这热忱和努力就是个人在世上要勤奋工作，节俭和讲究效率。个人在世上的成功被解释为上帝的选择和永远得救的朕兆，所以个人必须拚命追求在世上的成功。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的《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正是从这里开始，把新教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发展联系起来。新教强调信心，唯有上帝在内心工作才能带来解脱。它的原罪说和世俗成功说无疑等于承认人性中非理性成份在人类心灵中占有重要地位。新教没能拯救人类的宗教意识，在近代世界世俗化的进程中，它所强调的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的基本关系，越来越变得稀薄及至趋无。
宗教衰落是近代史的一个突出事实。至高信仰丧失和精神漂流并不能说明中古人类宗教精神统治下的人的心灵是人性的完美状态，它是人类心灵演进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形。人类已经跨越过那个与上帝同在而因此有着灵魂归依感的精神阶段，就不可能整个儿回到过去，因为历史无法重复。进步是必然的，牺牲和损失也是必然的。不管目前人类的精神状况如何，业已衰落的东西注定不再是拯救灵魂的灵丹妙药了。所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不是预言家的口出狂言、胆大妄为，而是指出了一个日渐显露出来的事实。同样，存在主义者们无意去加深过去与现代世界的裂缝，而只是想在尼采指出的事实之前提下，将现代人心理紧张表达得更为清晰。
经过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持续不断的努力，神渐渐从人类生活中引退，人占据了世界的中心位置，《人权宣言》取代了《圣经》而成为新时代的信条。人文主义者从复兴古典文化中找到了与他们人生相通的观念，找到了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武器。从古希腊艺术中人们发掘出自由精神，引发了人们全面探究上帝、理性、自然、人类等一切问题的空前浓厚的兴趣。宗教首先走上了改革的道路。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有神论让位于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又让位于无神论。在它们相互纠缠演进中历史进程的线索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这中间，自然神论对《圣经》发难，认为《旧约》无非是上帝与所谓选民相互勾结的犯罪记录。无神论不仅更为大胆地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根源，而且公开为享乐主义辩解。怀疑论为理性权威找到了最有力的辩护词。怀疑论对一切人类知识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承认知识的有限性，通过经验的科学手段才能获得有限的知识，对获得经验之外的知识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否定了一切超越经验、理性的企图。笛卡尔把哲学从经院中解放出来，“我思故我在”，把精神的本质从上帝那里找回归还给思维。休谟的《人性论》把宗教中上帝与人的关系作了革命性的颠覆，指出不是上帝赋予人各种属性，而是人把美德加之于上帝。归纳法、实验方法建立起来了，并直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贡献远远不止在结论本身，他们使用的方法，人们发现，可以运用于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理性原则下，人类的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法律得到重新审视和细致的研究。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意志、良知与美德、和平与爱……都以人类的名义给以符合理想的解释。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合理性需要有外在的保证，政治民主、三权分立为这个保证提供了可能性的许诺，亦相伴着《民约论》（卢梭）、《拿破仑法典》、《原富》（亚当·斯密）等这样一些理论说明。一个非宗教的文明时代出现了，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形同赤裸地站立在历史的舞台上。
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都相信，人类理性的卓越性和有效性会帮助他们把这世界改造得更好。近代史过程，正如韦伯所提供的线索，就是不断地把人类生活理性化地组织起来。理性踏遍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给欲望装上了任意飞翔的翅膀。在无数的成功、胜利、征服、开拓了广阔的殖地地与建立了大片的贫民窟之后，理性似乎有理由志满意得。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到处可见理性的通俗化副本。在资本家那里，理性简约为利润与投资之比；在生产组织者那里，具体的科学决策、合理化组织、效率、设备更新与机智的谈判；在推销商那里，理性则是市场调查与变色龙广告宣传；而对蓝领和白领阶层来说，理性就是服从机器和熟练操纵计算机。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办公室工作制度、计算机程序、交通岗的红绿灯、大学课堂里的教科书乃至机器螺帽的型号……一切都被统一化秩序化。现代社会经济的绝对力量，与其说把人变成理性动物，不如说把人变成经济动物。大量的新式在现代世界时诞生了：石油帝国、汽车帝国、电子帝国……跨越地区、国界建立统治，其巨额财富足以抵国。在现代世界里，人也变成了消费动物，合理的生产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