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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历史上都记载着一个洪水时代。
在东方，大禹治水被当作人类战胜自然灾害，与现代苦难抗争的一个范例。这个神话没有被赋予洪水乃上帝为惩罚人类罪恶之所为的象征指意。但从禹的父亲鲧窃息壤以堙洪水被上帝殛杀，最后上帝才让禹利用息壤征服洪水来看，洪水即上帝的旨意，帝命不可违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的示戒。在《圣经》中，洪水不是作为上帝惩罚人类罪恶而体现上帝的意志的。在“创世纪”里这样写着：“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人类犯下了太多的罪恶，因而也要承受太多的苦难，也因而需要上帝，祈求上帝的拯救。
宗教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受难者心灵的庇护所。生命本不属于自己，惟有将生命托付给上帝，交给上帝照管，才能找到最后的归宿。这最后的归宿就是来世、天国、彼岸世界。于是，衣衫褴褛的耶稣、释迦牟尼带着信徒们在大地上漫游行走，劝导人们皈依上帝、皈依如来，成千上万的人以苦难的共同名义集合在他们的周围。
宗教给饱经劫难的生灵以莫大的慰藉、唤起人们对罪恶的惧栗。然而，宗教也无法消除罪恶，为人类摘去苦难的镣铐。同时，尘世的罪恶连上帝也不放过而隐其于不义，这是上帝万万不会想到的。正是在上帝的名义下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发明了火刑桂和贞节带。同样让人记起的还有著名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将骑士们集合在圣战的旗帜下，从发动第一次十字军到拉丁基督徒最后被赶出其在叙利亚的基地，在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末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共时发动了八次主要的远征。由教皇、法王、英王和德皇指挥的宗教骑士团决不是执行上帝的旨意去传播福音，救助那里受难的人们，只要看看他们取得的战果我们便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给那里的人们带去了什么。一○九九年第一次远征十字军从埃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在骑士的利剑下，该城所有的穆斯林男女老幼及犹太人无一幸免。在洪水之后，上帝对挪亚及其子孙许诺，立虹为记，不再记洪水泛滥，毁坏人类和一切有血肉的生命。但全知全能的上帝应该知道，他所创造的人并未因灾难深重而敛其不义，甚至将其良知连同上帝的慈悲一齐出卖给魔鬼。
在人类的冥思中感到上帝的存在，却无法窥见上帝，所以上帝只能存在于冥思之中；人类无法窥见上帝，却不能不使自己向往着至真，至善、至美、至爱。然而，没有假的至真，没有恶的至善，没有丑的至美，以及没有苦难的幸福，没有死亡的水生，都将使人类存在本身变得无法理解。因此，至真、至善、至美、至爱、幸福、永生便只能观念地存在于现世，而不可能实在地存在于现世。求至爱至恨也随，求至善至恶也随，求幸福苦难也随，求永生死亡也随……求无恨之至爱便是无爱，求无恶之至善便是无善，求无死之永生便是无生，一切复归浑沌，物我不分，物物不分。这就是人类迷惘、困惑、痛苦的根源所在。然而，因为有死亡而放弃对永生的追求，因有苦难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因有假、丑、恶、恨而放弃对至真、至善、至美、至爱的追求，人类又何以赢来自己的尊严，又何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托马斯、但丁……无数的“西绪弗斯”一个接一个地推着人类苦难的巨石，推上，滚下；滚下，推上。
一部人类历史是充满苦难的历史。我们希望从这里能为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一个深远的总体背景。我们有太多的人类通史，在这些通史中通常是把人类历史描绘成或者表述为文明的发展进步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有关于人类的欲望史、罪恶史、苦难史来作为偏史？
历史就这样来到了二十世纪的路口，我们已经看到堆积在存在主义周围的苦难。
在这个世纪里人类所发生的事件中，没有什么比两次世界大战更广为人知的了。
世界大战是存在主义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背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整个世界。德国大败于协约国。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兴盛起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在德国思想论坛上向人类宣布了他们关于存在的思想。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著作大都发表于战后，看一看他们主要著作的目录表：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1927年）《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年）《论真理的本质》（1943年）《论人道主义》（1947年）《林中路》（1949年）
雅斯贝尔斯：
《哲学》（三卷本，1924——l931年）《理性与存在》（1935年）《生存哲学》（1938年）《论真理》（1947年）
这些都是哲学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和三十年代，存在主义文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很有限。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在一战之后，其与一战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存在主义以哲学思想的形式首先在德国兴起，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创巨深；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擅长思辩的传统。
法国是存在主义获得发展尤其是存在主义文学勃兴的一个主要的国度。存在主义文学流行于法国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方面由于存在主义哲学传播和向文学领域渗透要经过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前，由于马塞尔的努力，法国已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马塞尔这位忧郁善感的哲学家和剧作家。在一九二五年前后，第一次把克尔凯戈尔的存在主义学说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创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带有超验的、神秘的宗教色彩。在他的戏剧中，人物大多是忧郁型的悲剧角色，作者描写了他们的灵魂和肉体的矛盾冲突，在绝望中灵魂痛苦挣扎，向上帝求助。马塞尔的学说和作品受到基督教教会的抵制，也没有产生杰出的追随者，因此，二战前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这或许因为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法国人在浅薄的胜利陶醉中没有找准自己的感觉。二战虽然以德国法西斯失败而告终，但法国却在这之前尝够了失败的滋味。一九四○年，德军越过阿登山脉，拥有五百多万军队的法国，在不到六周的时间里就被打得一败涂地，缴械投降。最为屈辱的是，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投降时在贡比涅森林的同一块空地上的同一节车厢里，法国签订了投降条约。从此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法国被分为两部分，北方三分之二的地区由德国直接占领，在南方，德国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由投降派贝当做总理。而在这之前，法国实际上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长期奉行绥靖主义政策造就了一个为失败主义情绪所左右的政府，向德宣战后，不发动任何攻势，坐等德国人来进攻。这不如说是对赢得这场战争完全丧失信心而坐等失败的到来。由于战争和战争失败，存在主义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法国流行起来就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了。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大师，他的长达七百页的存在主义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就是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他的一系列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不少都写在这个时期：
《墙》，短篇小说，1937年；
《厌恶》，长篇小说，1938年；
《墙》，短篇小说集，1939年；
《苍蝇》，剧本，1943年；
《密室》，剧本，1944年；
《理智之年》和《延缓》，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第二部，1945年。
就在一九四五年，萨特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著名讲演，这就后来我们读到的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本书。战后萨特又发表出版了许多著作，如《死无葬身之地》（1946年）， 《肮脏的手》（1948年）、《自由之路》第三部《心灵之死》（1949年）、《魔鬼与上帝》（1951年）等。除萨特之外，这时期的法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如梅洛—庞蒂，这位比萨特更出生气的萨特同学，法兰西学院的哲学讲座教授，是在法国地位仅次于萨特的一个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