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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苍蝇》主要表现的是奥瑞斯提斯自身的自由，一种个人处境下的自由，《密室》主要在地狱般的处境中描写失去自由的死者之间不可缓和的敌对的紧张关系状态，那么，一九四六年发表的《死无葬身之地》则是描写各种类型的人在特定处境中的不同表现，从而表现了他们对于自由的态度，萨特再次重申了《存在与虚无》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人是绝对自由的，这是任何环境所阻扼不了的。
《死无葬身之地》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抵抗运动作为历史背景的，作品中的人物既是反法西斯的英雄，又是存在主义的英雄，表现出人面对死亡的自由。剧本描写了几位被捕的抵抗战士，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以及死亡的威胁下，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故事十分平常，却非常动人，英雄主义的悲剧气氛贯穿着全剧。卡诺里斯，见多识广，意志坚强，在严刑拷打下，毫无惧色，宁肯流血，也不吭一声；索尔比埃，尽管在酷刑下曾大声嚎叫，却仍不招供，熬刑不过，便骗过敌人，向战友们高呼“我没有招供”之后，跳楼自杀；吕丝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有过幸福的爱情，真挚的友谊，尽管遭到敌人的野蛮奸污，想到的却“只是胜利”，还鼓励慌恐不安的小弟弟：“一定要使他们丢脸……要是你招供了，他们就会真正强奸了我。”当她的弟弟经不住严酷的考验，威胁到大家的利益时，为了保护战友，她与其他人一起掐死了他；若望是他们的队长，看到同志们为他在受刑、惨死，精神极为痛苦，而为了更多的同志的生命，为了斗争需要，他不得不隐瞒身份，最后脱出虎口。这些人物的塑造，性格鲜明，互不雷同，有血有肉，真实感人。
《死无葬身之地》一剧的基本主题是什么呢？表面看来，此剧写的是两部分人之间在招供与反招供问题上的斗争，其实萨特是借这种斗争来表现人与环境的博斗。法西斯“合作分子”代表着所谓的环境，他们已经丧失了人性，被物化为法西斯暴政的工具；抵抗战士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人”，被置入厄运困境之中。前者企图使后者屈服，变成环境的奴隶；后者则竭力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冲破监禁的牢笼。萨特把笔下的人物放在极限的处境之中，以此证明，在酷刑面前，创造人的本质仍然是英雄选择的关键。刽子手的酷刑实际上已以险恶的处境，增加了受刑者选择的自由度。
剧中，敌对的双方都是把他们之间的斗争理解为这种精神与气概上的胜利的获取。当吕丝受刑时，她的恋人若望痛苦不安地说：“她正是为了不出卖我才忍受痛苦和耻辱。”昂利反驳道：“不，这是为了取得胜利”。吕丝的表达则更为明白：“要是你招供了……他们会说，‘我们终于占有了她！’”显然，招供便意味着自身，将自身异化为环境的战利品。同样，敌人要的也是口供后面的东西，那种精神上的占有。朗德里厄便是这样说的：“我不管他们的队长，我要的是他们招供。”在他眼中，从抵抗战士口中逼出队长的下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招供这一事实本身，只要对方一开口，就意味着他胜利了，即使那口供对他捕捉游击队长毫无用处。
萨特的这个剧本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一般地从生理意义上，而是以人性和存在的意义上来表现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的。抵抗战士招供也好，不招供也好，结果都逃脱不了被杀害的命运，这是定局，双方都明白这一点。萨特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角度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抵抗战士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存在的独立性、主动性并没有丧失，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并没有丧失，自由地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性并没有丧失，法西斯分子虽然活了下来，但从人性与存在角度来看，他们早已死去多时了。抵抗战士虽然暴尸于光天化日之下，但他们却是有归宿的，套一句存在主义的流行话来说，他们有“家”可归，这个家不是人的存在，本真的人性。相反，法西斯分子则始终都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真正死无葬身之地的不是抵抗战士，而是法西斯分子。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萨特在这个剧本中也着力宣扬了人注定要失败的思想。在他看来，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偶然性的复杂机体，人对这些偶然性所知甚少，缺少控制它们的能力。人的选择与行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如同置身漆黑一团的暗室中的摸索。萨特主张行动的格言是：“不冒险，无所得。”然而，冒险并不能保证成功，反倒注定了失败。每一次选择得到的都是失败，而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也即是一连串的失败。因此，萨特说：“在人的本质中有一种本质的失败。”关于失败，他将其解释为“人们永远不会正好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那情况就象是骑乘着旋转本马似的，永远在追逐，却永远碰不到一块去。人可以战胜环境，摆脱被异化的命运，但绝不能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实现的只能是某一个部分。从这部剧作看，抵抗战士在与法西斯暴徒的斗争中占了上风，英勇不屈，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存在。但他们后来招了假供，以此诱骗敌人而争取生还的可能，从策略上来说，这是允许的，也不失为斗争的一种有效手段。可是，他们的这一做法，从人格上讲，是一种屈服的形式，输给了对方。如前所述，法西斯分子看重的是招供这一事实本身，真供也好，假供也罢，只要抵抗战士愿意招供，他们的目的不设有完全落空。与此同时，抵抗战士希冀战胜环境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萨特在此为我们塑造的其实是一群失败的英雄。
无疑，身兼哲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萨特是信奉“文以载道”的文艺观的，他的戏剧也确实起到了“时代的见证”这一作用：“他道出了我们时代的混乱状态，也表明了要摆脱这一状态的意志。”自由与他人的问题是萨特哲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面对“他人即地狱的警告，我们应尽力在每一次选择与行动中体现出自由的人性。”
孤 独 与 死 亡
——波伏瓦的作品
西蒙娜·波伏瓦是法国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女权主义批评家。作为一对没有缔结婚约的终身伴侣，她与萨特的哲学思想十分接近。然而，他们的才华之侧重却并不相同，波伏瓦在小说创作方面更有天赋。自从一九四三年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发表之后，作品便接二连三地问世，并且大多被公认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她丰富的著述，以及激进尖锐的思想，加上她与萨特那种异于常人的特殊关系，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
波伏瓦，一九0八年生于巴黎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爱好文学，知识渊博。波伏瓦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宗教的影响。可是，她从少女时代起就表现出对旧秩序的怀疑，对新思想的追求。波伏瓦早在大学时代便结识了萨特。一九二九年，他俩同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伙伴关系，以后任何事情都未能打破它。他们两人都怕结婚，彼此给予对方完全自由。当然，有时他们也为此忍受过痛苦。尽管他们各自都有过外遇，他们之间的爱情与友谊却得以终身保持。从一九三一年起，她先后执教于马塞、卢昂、巴黎等地。一九四三年，小说《女宾》使她一举赢得作家的声誉，她由此离开教育岗位，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讲台生涯，开始专心从事写作。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代，正是法国人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艰苦岁月，她与萨特一直参与其间，战后仍然积极投身进步活动。一九五五年，波伏瓦和萨特一起曾经访问中国。一九八六年，这位绝代才女离开了人世。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她比萨特对人类的前途乐观得多，她曾经说过：“存在的快乐，应该使人人都能感受到，应该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因此，地喜欢用形象而浅显的语言阐述她的思想，以此为自己在法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丰碑。
波伏瓦的主要著作有：小说《女宾》（1943）、《他人的血》（1945）、《人总是要死的》（1947）、《名士风流》（1954）、《美景》（1966）；短篇小说集《被毁的女人》（1967）；剧本《无用的嘴》（1945）、自传《少女时代》 （1958）、《青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