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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作为存在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论著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亦可译做《存在与无》）。萨特的这一哲学命题来自黑格尔的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在存在和无之间的中间状态。”在萨特哲学中，“无”是包容万物的精神本体，“存在”只是“无”的一个现象，一个短暂的现象，一个在无的大背景中出现的小小的存在，它最终将归于无。存在主义所研究的就是人的短暂的存在在归于无的过程中的自由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存在主义在哲学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同道家“复归于无物”的思想很有共同之处。
从人生态度上说，存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愤世观和厌世观也在不同程度上同道家思想接近。萨特早期的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愤世态度也是很强烈的，他坐在花园的椅子上，看到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那样心安理得，人们上班、下班安然自得，他就感到愤然，甚至产生了一种恶心感，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是那样的荒诞，没有道理，而人们对这荒诞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因此，他愤世嫉俗，感到愤慨和厌恶。这种超人的思想固然和尼采的学说有联系，但也和老子的理想人格的某些特征很是接近。
《老子》第二十章中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照照，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都兴高采烈，好象参加丰盛的筵席，又象春天登台眺望景色。而我独个儿飘泊不定，前途未卜。象个不知嘻笑的婴儿。众人都有富余，我独若有所失；我真是愚人心肠混混沌沌啊！世人都夸耀自炫，唯我昏昏昧昧；世人都精明灵巧，唯独我无所识别，我与世人不同，我从道中获得养分。）这里必须指出一点，法国人所理解的道家圣人（理想人格）不是如老子这段话中讲的混混昧昧，而是大智大慧的人。他与俗人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如果简单说法国人所理解的道家的理想人格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圣人，这和萨特的人物洛根丁在气质上相当相似。但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萨特后来的思想有很大转变，即转向强调积极行动的激进思想，这与道家思想又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比较的是萨特及存在主义的前期思想。
在处世的态度上，加缪《局外人》的主人公接近道家的“无为”思想，他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无所谓和麻木，他感到世上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对母亲的死麻本不仁，对女友的爱无动于衷，他在糊里糊涂中杀了人，但毫无醒悟，直到宣判他死刑，他都不以为然。他感到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不相干，因为他是这个荒诞世界的局外人，他早已超脱了这个荒诞世界。他这种看破红尘的大智大睿的超脱难道不象个入了道的圣人吗？老子曾透辟地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国大诗人苏轼也曾喊出过“常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的苦恼。法国很多作象也描述过人世的苦难，而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以无比超脱的精神境界写出了局外人看透人生，把此间的繁劳、忧患，连同那个多事的躯壳一起抛弃！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悟得“道”理、参破禅机的西方圣人吗？“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世界就是这样的荒诞不经，变幻莫测，人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只是苦难和折磨，人们解脱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寻找精神寄托，找一个自我安慰的天地。这种天地就是道家的思想宇宙，也是存在主义的灵魂所在。它们相距二十几个世纪的两个大动乱年代里两个不同国度的思想家所得到的共同体验和思想升华，这就是存在主义与道家思想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最根本的联系。
法国同存在主义接近的一个诗人勒内·夏尔则在面对资本主义荒诞现实时产生出同道家思想相同的另一个思想侧面。夏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性和现实的严峻性，特别是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欲横流，人事纷忙；日益发展的工业破坏了自然同影的优美，工业废气污染了清新的乡村空气。因此，他感叹人类失去了纯洁的童年，自己也失去了童年的纯洁；所以，他的诗表现出对返归童年、归返自然的倾向，这些思想和情调与道家“返朴归真”的精神境界应该说颇为接近。和夏尔接近的诗人弗雷诺也把自己的思想浸润在童年和自然的纯朴氛围之中，以回避资本义义社会现实中的浊流和污气。
存在主义作家与作品“他人即地狱”
——萨特的作品
萨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思想文化界引人瞩目的人物。他既是存在义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又是出色的剧作家，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不仅在战后的法国风靡一时，而且广泛流行于西欧和美国，尤其在知识界和青年人中间影响很大。五十年代末以后，存在主义的影响逐渐减弱。但是，萨特的精神并没有消失、他学说中最主要的东西已经为时代和人类所吸收，对改变后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萨特，一九0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于巴黎的一名海军军官家庭。次年，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于是他从小生活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个信奉基督教的大学教师，十分溺爱他，希望他成为一名神童。在家庭教师指导下，萨特从四岁起就开始阅读。由于过早失去父母，他精神感到孤独，就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寻找安慰。十九岁（1924年）考入巴黎高师哲学系读书。大学毕业以后，萨特曾赴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在那里钻研了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戈尔、现象学派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著作，逐步确立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一九三八年，萨特因发表了长篇小说《厌恶》，声誉鹊起。四十年代，萨特代表了一系列戏剧作品，为自己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在法国文学史上酿成了所谓“萨特现象”的重大事件。一九六四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萨特“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拒绝领奖。一九八0年四月十五日，萨特逝世。这一消息传开，立刻在法国和世界各地引起巨大反响，法国总统德斯坦在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讲话中称：“萨特的逝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
萨特的主要文学作品有小说：《厌恶》（1938）、三部曲《自由之路》（945—1949）、短篇小说集《墙》；剧本：《苍蝇》（1943）、《密室》（1944）、《恭顺的妓女》（1946）、《死无葬身之地》（1946）、《肮脏的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涅克拉索夫》（1955）等。主要论著：《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辩证理性批判》 （1960）等。另外还有回忆录《词语》。
在萨特的整个文学创作中，戏剧的成就最高，其影响也最为广泛，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应也更为强烈。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萨特的戏剧几乎统治了法国的各个剧院和舞台。应该说，萨特的声誉正是首先通过戏剧而赢得，然后又传遍欧洲，以致全世界。一般而言，萨特对法国的戏剧传统并没有重大的突破；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作者并不着意于进行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是强调对“处境”的刻划。这种戏剧试图展示当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深重的忧虑，提醒人们正视自己的处境，从而作出“自由选择”。同时，它还表现了人们在承担自由，进行选择时的两难时刻。萨特本人对此有过一个说明：“如果人确定在一定的处境中是自由的，并且他在一个特定的处境中被选择为自由的，他在这个处境中并通过这个处境自己选择自己，那么，在戏剧中就应该表现人类普遍的处境及在这些处境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我认为，戏剧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处境中选择最能表达他的忧虑的处境，并且把它作为向某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