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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之道大矣哉，然文固无定法，无法使写作的内在质量获得提升的种种招数，总不应受到鼓励。反观杂文，鉴于篇幅的有限已经预先排除了从容为文的可能性，所有那些为了使结论变得信服而必须仰仗的慢工细活，如大量的举例、严谨的分析、缜密的推敲、反复的掂量，都不得不因篇幅原因而遭到全方位割爱，致使写作之途变得岌岌可危。如果说那些被割爱的章法属于写作的常规战争领域，杂文家的活计则是运用超技术手段，实施思想的超限战。
啥叫思想的超限战呢？我试着来归纳一二。
在追逐深刻的文字沙场上，我们有些杂文家格外擅长“以点带面”地看问题，诸如“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一滴水里看大海”、“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风起于青萍之末”之类格言，想必是他们珍同拱璧的思维方式；如果注意与时俱进的话，他们还会在新潮的“蝴蝶效应”概念中受到鼓舞，以便确信自己信笔拈来的若干管见，经过读者的口耳相传，会掀起一股思想风暴。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趋同性，易造成写作方法的雷同。对他们来说，将原属个案的现象事不宜迟地升格为一种普遍规律，将原该就事论事的事例不由分说地放之四海一下，已经成为屡试不爽的行文捷径。一个未必起眼的素材被如此这般地“见微知著”一下，就像一根享受着夕阳斜辉的草秆，常常就会辉煌出巨大的投影。所以，读到几则俄罗斯作家的伟大事迹就将全体中国作家肆意嘲骂一通，见到一次路人冷漠围观的街头新闻就将全体中国人的德性尽情训斥一番，听说某地出现了一位偏科人才就把话题放大成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质问和清算，等等，便一直成为这些作家炫耀大眼光、展示大思维、弘扬大道德的经典做法。杂文家在蓄意把文章做大做强方面，较之国内市政官员大搞“形象工程”的劲头，是毫不逊色的。
举个最近见到的例子。一位声名正在鹊起的旅美杂文家，从某位国内老友那里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在前年的一次矿难中，井底的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拿到这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两百块钱……’”——这个故事当然非常感人，它让我意识到，在民间，在从事着卑微工作的矿工身上，也有着高贵的心灵和崇高的责任。但你猜那位作者是怎么想的？他立马就拉开后羿射日的架势，质问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瞧瞧，仅仅属于某位个体的“道德情操”，什么过渡都不需要，任何推理都嫌多余，作者只是轻敲了一下电脑回车键，就让它升华成了“中国的人文精神”。这还不算，为了完成对“深刻”的狩猎，作者接着又开始了一次跨海远征，把笔墨扯到了东邻日本，读者的思绪还停留在矿井里之时，一大段文化比较的内容已猝然掩至；读者的神尚未缓过来，作者又已在结尾甩出了这样一截“豹尾”：“然而，在这个新世纪，我们应该重新确认一下：究竟谁才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谁是我们文化的道德领袖？”——这正是令人憎恶的文章招法：作者的道德、正义和激情，无不熠熠烁烁，仿佛文字被镀了一层佛光。可怜的读者被弄得头晕目炫之后，也可能因心潮的莫名激荡而忽略了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忽略的事实：作者的推理哪去了？作者据此说话的“谱”在哪儿呢﹖
与这类滥用“以点带面”术交相辉映的另一种超限术，便是在杂文中实施道德攻略，表现为在原该以理服人的地方改用以大气逼人、以深情动人、以正义迫人、以道德压人。我认为，在思辨类作品中出现大量道德剖白和人格担保，属于一种极易夺人眼球、扰人视线的恐怖章法，信奉理性的读者一旦嗅出这股味道，便会搁卷不读。但任何一位理性能力不够强的读者，却可能不知不觉间入了他的激情之套。在一个网络回帖里我曾写过这样的话：“一位越是优秀的思辨类作家，越应该避免在文本中彰显自己的人格，因为一旦他的人格形象大获成功，读者有可能在震惊莫名的膜拜情境之下，放松了大脑的警惕，遂致思维能力大打折扣。恕我冒昧，老是仰仗非凡的人格特征去赢得属于理性的光荣，其实是一种第三世界的知识特征。”
在理性话题面前，在必须将思辨性置于首位的文章里，过于激昂的道德言词，实质是一种蛊惑。七分道理，佐以三分情感，尚在可以忍受甚至可以欣赏之列；三分道理，配上七分激情，则所谓道理，想要不成为巫婆神汉的咒语也难。身为一名现代作者，如果他的大作在让人群情振奋的同时没有起到让人了解真相、明辨是非的作用，他应该负责地萌生羞愧之念。理性的声音原本是安静的，中立客观的立场、条理分明的论述，原本具有最大的力量。我们只要感受这份力量就够了，我们应该也看得出来，若借用物理学中的“压强”概念，高度的冷静，其实不妨视为一种更加可贵的激情。
正如我们不会鼓励一位拳击手在拳击台上弹拨竖琴一样，在思辨类文字里出现过多的情绪召唤和道德旁白，按理也只能以骚扰论处，它之遭到读者的奚落和拒绝，当在情理之中。但恕我冒昧，作者与读者往往会构成互动，这种原本不入流的奇招之所以屡奏奇效，也与它受到太多来自读者的荒唐鼓舞有关。一个具有严谨思维能力的作者如此稀少的国家，其读者的水准难免也会呈现水落船低之势。脱离读者群的素质而单单对作者提出高标准、严要求，难免不得要领。在中国，要出现一位头脑明晰、笔墨冷静的作家，难乎其难，所以王蒙先生对王小波的评价是“难得明白”四字；同样在这个国家，要出现一些擅长用高音Ｃ来阐述道理的作者，则近乎俯拾即是。对此或许可以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找到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太容易培养专家型人才，但对培养那些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大胆文士、狂悖通才，却实在谈不上困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常常会被落入下乘地理解成“匹夫之责，在于开篇即纵论天下兴亡”。这话题太大，且略过不提。
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一书序言里，提到了“英语的essay（随笔）”与“现代中国散文”的不同。由于该序是作者为三联版特地撰写的，我大概可以理解为那也是这位美国知名汉学家特地说给中国人听的。“现代中国散文强调作者的主观性和文体的随意性”，作者写到，“而英语的essay则可以把文学、文学批评以及学术研究，几种被分开了的范畴，重新融合为一体。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essay，必须读起来令人愉悦；而且，既然属于文学的一部分，它就应该时时更新，不能只是一成不变。作为文学批评的essay，则应该具有思辨性，至少它提出来的应该是一些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难度不应该被简化。作者面临的挑战是把思想纳入文学的形式，使二者合而为一。”
我注意到，当作者提出“现代中国散文强调作者的主观性和文体的随意性”时，其实是婉转地批评这种方式要不得；当他强调essay“应该具有思辨性”和“问题的难度不应该被简化”时，其实是诚挚地告知中国文人应该如何进行批评性写作，即“思辨性”维系着写作的尊严，思辨性构成批评性essay的基石。我认可宇文所安先生的批评，拿他的批评与我所指责的杂文相比，则现代杂文恰恰呈现出一种漠视思辨性、简化问题难度的趋势。内行人都明白，写一篇声讨全体中国作家的檄文，较之写一篇透彻分析单个作家的批评性文字，写作难度其实要低得多。——麻烦就在这里，当杂文家通过简化问题难度、降低思辨水准的方式来放言高谈的时候，他的调门越高亢，其大作对理性精神的戕害也就越深重。所谓“第三世界思维特征”，其中之一便是，一旦自以为真理在握，正义在胸，就认可自己具备了直捣黄龙的行文特权和人格优势，就可以将行文的严谨、逻辑的严密视为无关宏旨的小道。而我们更宜取法的方式无疑是这样的：越是严肃的话题、越是自以为正确的观点，越值得用正确的方式加以捍卫，就像越是审判千夫所指的战犯，反而越不宜使用“民愤极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