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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铸就。他们的写作一般都是先有成见而后落笔。只要是“治术”，堆垛之习便在所难免。名章警句，皆由人出，感事触物，皆随人仰，故而言出皆有据，注释极多，正所谓“寻章摘句”者也。我们绝对不能说“治术”无用。至少“治术”可以起到推广宣传学问的作用，何况治术者还可以考证悬谜，拆解疑难，使学问更易于理解。
我并不一概反对“寻章摘句”。搞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有时避免不了寻章摘句，袭用前人典故。但搞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地步就成问题了。袭用也有各式各样的，有菀其鸿载（取其大）的，有拾其香草（捡其小）的。无论如何“摘录”应该浅尝辄止，集古今之精，拢四海之华，将他人之长凝固成精华，而非照搬照抄。中国历史上，大凡真正的学问家绝不套他人口风，袭他人观点。不用说抄袭，就是行文啰嗦重复也会立遭诟病。大书法家与散文家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使用了“丝竹管弦”一词，立遭非议，说“丝竹”即“管弦”，二者用其一足矣云。往者已矣，其人已没，然而这个关于写作态度的典故却永久地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中国历史上的学问大家，有治学的，有治术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真，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有了这种态度方能做好学问。
梁启超早在百年前就告诫国人，“学”是“学”，“术”是“术”，二者不容混淆。不想百年过去，“学术性”已经沦落为大众化俚语，没有谁不知道它代表一种权威，一种不同于政界或商界的权威。掌握权力的学阀可以断定某某作品“有学术性”或者“没有学术性”。学问的评判已经由公议变为少数人说了算的私事。更糟糕的是，“术”与“学”被紧紧粘在一起，很难分开，鱼龙混杂，而真正有“学性”的成果只能向隅而泣了。
为公平计，为增益学问计，为繁荣学苑计，为民族昌盛计，该对“学术”分类与评判体制做深刻检讨，还“学性”、“术性”以本来面目了。
从提倡“咬菜根”谈起
？ 李 培
古人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俗语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作人在散文中曾反复提到这类字句，行文间难掩赞赏之意，这代表了他关于生活的理想境界：布衣蔬食、闭户读书、优哉游哉。但事实上，终其一生，他从未试图将这种“咬菜根”理想付诸实践，相反，各种史料表明，他在现世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有美食相伴的精致享乐生活，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真是奇哉怪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是时代家庭的客观原因还是个人思想深处的贪欲在悄悄作祟？
慕古怀旧的菜根情结
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慕古，一是怀旧，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他“青灯一盏、清茶一杯、布衣蔬食”的生活理想，“咬菜根”则是这种理想的载体。
先说慕古。他出生于1885年初，时值清末，周氏家族又是书香门第，于是，他从小便读“四书五经”，后来还去参加科考，一早便接触到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虽则日后又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但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不可抹杀。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周作人颇多与古人心灵相契的地方，儒家“独善其身”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深为他所喜，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常常被他在文中提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于种种需要，他自居为正宗儒家时，这些观点亦成为重要依据。
另外还有南齐的周颙：“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宋代的黄山谷在画作上所题：“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清代学者李渔的论点：“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至羊来踏破，是犹做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1〕凡此种种，统被周作人列为“道德的吃菜主义”一派，对这种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以及“不是不吃肉，而是多吃菜”的主张，他是颇为赞同的，前人的著述成了他菜根情结的理论来源。
再看怀旧。周作人的散文多写于北京。他怀旧的对象，一是童年的故乡——绍兴，二是青年的故乡——东京，两者在素朴的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动笔时已时远年湮，且对干燥粗粝没有好吃茶食的北京又有诸多不满，在回忆中就不免对逝去的故乡生活进行美化，旧时的日子被幻化为不可企及的理想境界，其中犹以菜根情结为最。
对故乡的回忆是儿时的体验：“绍兴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邬’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之类。”〔2〕他对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心驰神往，在文章中频频提及：“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3〕可见，这种自然简单的“咬菜根”生活使得周作人一直留恋不已。
对东京的回忆则是成年以后的，关于那里的饭食，他写道：“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大多“清淡、枯槁、没有油水”〔4〕。许多中国留学生对此都很头痛，而周作人却是十分适应并喜欢，“这些日本食物之有意思也就在清淡质素，它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5〕谷崎润一郎所竭力批判的“寒乞像”更被他奉为“俳味”，再三把玩，又对日本食物的又一特色——“冷”——加以详细解说：“人家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霉干一二而已……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6〕这番描述之后，结论是冷饭自有清淡甘香的滋味，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很必要”〔7〕。篇尾居然有几分励志的意思了，这种笔调在周作人一向不动声色的散文中真是殊为难得，可见，他对“咬菜根”生活的倾心。
旧日回忆为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提供了现实来源，于古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里的菜根不仅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成为一个涵蕴丰富的意象，代表了周作人对民间原始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于极尽质朴中寻真味”的生活观。这与他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概念也有莫大的关联，只是，就像他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一样，他也没有将这种平民化的生活观贯彻到底，反而背道而驰，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始终追逐着另外一种物质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觥筹交错与乞食为生
纵观周作人的生平，他对优裕物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一是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生活态度的深层分歧而与鲁迅失和，二是三十年代末由于坚持不了困窘生活而附逆，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不断向政府与友人“哭穷”与“乞食”。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的失和是由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深究起来却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关。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8〕而鲁迅也曾告诉许广平：“在八道弯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9〕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很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