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敝�1928年1月在上海东亚酒楼宣布结婚，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郁达夫每一天都盼望着与王映霞见面、谈心，见了面谈了心回来还要再写信，有误解时一天竟会写三四封信去解释，那份热切渴望绝不亚于青年人的初恋激情。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是真挚的、强烈的、纯而又纯的。这份从未有过的真心诚意的爱，其热度与强度使郁达夫时而飞扬在爱的幸福中，时而又沉溺于爱的痛苦中。记得那次长谈后，郁达夫送走王映霞，见过朋友后又折回江南大旅社，坐在王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就仿佛她仍坐在这里，和他密谈一样。她的躯体、她的温热、她的呼吸、她的声音，仍然留在这里——留在达夫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中。对王映霞，他依依不舍、情思绵绵、爱得发狂。在郁王恋爱及婚后生活中，由于郁达夫气质纤细敏感，神经常处于亢奋状态，时而狂热、时而痛苦、时而激动、时而不安。炽热如火时信誓旦旦，心满意足倍觉甜蜜；灰心丧气时则怨恨难平，怀疑猜忌怒目相向，其间情感及心理的微妙变化，可谓瞬息万变。就连意外之喜，也大有白日梦的感觉。两人相悦时，他对王映霞说：“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现在似乎才找到了光明的去路”，“你的爱具有救渡灵魂和肉体的非凡的力量！”“我对你的爱，是不会动摇的了。”我愿“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郁达夫把王映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一旦王映霞生气，他就不断写信去苦求王不要生气，王原谅了他，他便如同“已判处死刑的囚犯被大赦了一样”感恩戴德。还是这个郁达夫，两人发生误解，情绪低落时，对王映霞乃至所有的女人便恨之入骨了，就想：若恋爱的滋味竟是这样的痛苦，我愿意死，也不愿再和王女士往来了。痛骂、谴责的语言于是写上了日记：“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然而，一个转念，又想：不管怎样痛苦，我都不愿放弃心爱的王女士。梦想、希望、盼望、等待、失望、快乐、幸福……上天赐予他爱的能力与机遇，也让他饱尝爱的欢乐与烦忧。无疑，王映霞带给郁达夫的幸福与欢乐最多，同时，给他造成的烦恼与痛苦亦最甚。
出身名门的新女性王映霞是很介意名分的，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矛盾与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勉强可算是个“两头大”的格局。如果真是这样也就罢了，事实却是郁达夫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这情绪的流露，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让我们得以窥见：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里郁达夫以朝云比王映霞。我们知道，朝云是苏东坡的姬侍，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苏东坡对朝云非常钟爱，在她死后曾作《悼朝云诗》寄托哀思，朝云因此以古代文人姬侍中之佼佼者而留名于后世。郁达夫此诗题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当，所以后来他又将“朝云”改为“霞君”。
另有一事，更公开“暗示”了这种身份。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达夫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所无法容忍的。加之郁达夫婚后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隔膜愈来愈多，不得已由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先生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从此，郁达夫对王映霞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印象，他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但直到离婚时的1940年5月，郁达夫始终还是爱着他的王女士的。可是，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王映霞本是个极爱面子的女性，郁达夫这些做法无疑将他们的家庭矛盾公开化了，也深深刺伤了王映霞的自尊心，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如果说郁达夫与孙荃、何丽有的婚姻展现的是人生素朴安稳的一面，那么，与王映霞的婚恋则更多彰显着爱的放恣与人生的飞扬。然而，文人本自多情，更兼郁达夫又有敏感纤细多疑爱暴露的天性，使得先天脆弱的爱再添枝节，露出千疮百孔的内里，无法放恣，难再飞扬。毁灭离异乃是它最后的宿命。正如梁启超所言“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而已”。郁达夫的情感世界时常处于这种矛盾焦灼状态。
孙荃是母亲为郁达夫包办的妻子。1913年刚刚十七岁多一点的郁达夫即随长兄郁曼陀赴日留学。“男大当婚”，母亲陆氏按自己的审美标准为他在家乡选了位儿媳：当地大户孙孝贞之女兰坡。之后，母亲多次写信去日本，催促郁达夫回家完婚。郁达夫并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勉强答应了。1917年8月郁达夫由日本回故乡期间，与孙兰坡见了一面。在开放的日本留学多年，郁达夫喜欢的女子已基本定型，他偏好肥白柔美、健康而有光泽的少女。因此，当他初见孙荃时，看到的却是“清瘦的脸，下身穿着布裙，露出一双小小的足”，眉头便微微皱了一下，表示出他的轻蔑与厌恶。但当他问到对方名字，孙家小姐轻描淡写的解释让他惊异了：这竟是一位乡间少有的才女！才女勾起了他的文人雅兴，立时赠予孙荃之名，即孙家香草之意，爱惜与尊敬充盈其间。然而，这却又使他陷进一种难以两全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是留学日本崇拜维新的人，却又不得不屈从旧式包办婚姻。婚姻非自主，母命又难违。另一方面，就孙家小姐本人来说，“荆钗布裙，貌虽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这矛盾他无法排遣，只好逃避（这逐渐成了郁达夫的习惯）。于是，相亲后第二天他便返回日本，一住又是两三年。在双方家长催促下，直到1920年郁达夫才不得不回国完婚。主观上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抵制与反抗，郁达夫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想以此刁难孙家使其退婚。没想到孙家竟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响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与郁母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就算正式结了婚。至此，我们看到：郁达夫对旧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既是反抗的，却又反抗得不够彻底。他自幼接受的是“百行孝为先”的儒家思想，因此，即便是在日本接受了新潮的自由思想，但终究“孝”字当头，母命难违，他无法将此事置之度外，一走了之，或是干脆永不回国完婚。对包办婚姻既斗争又妥协，对孙荃，也是既赏识、爱怜、感激，又失望、勉强和惭愧。这就是现实中的郁达夫，也是郁达夫无法逃避的现实。
孙荃是个旧式的传统女子，她谨奉“柔顺”二字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婚后既温柔体贴，又能与夫君诗赋唱和，二人互娱互慰，乐在其中，过了一段颇为和谐愉快的日子。为了生计，郁达夫只身赴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天冷了，他穿着北京的荃君冒着大雪去前门给他寄来的皮袍子，边走边想“这位可怜的女人，我总要想法子报答她才好”，心里对孙荃十分感激。在他陷入与王映霞的热恋后，仍时常想起北京的荃君，内心深处由衷地发出“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的呼喊。春节时，他既想要回北京去看妻儿，又打算到杭州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