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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和纪纲在永乐帝跟前不断地搬弄是非，而解缙还在不断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身处危境而不知，可悲啊！
五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赐黄淮等五人二品金纱衣一件，身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学士的解缙却未被赐予，这是朱棣将要贬黜解缙的一个信号。其实，朱棣早就想把这个讨人嫌的解缙一脚踢开，只是《永乐大典》还没有编完，为了这千古未有的伟业不至于半途而废，朱棣只好隐忍不发。这个时候，解缙也可能明白自己失宠了，但他实在舍不得放下历经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奋斗到手的这杯政治美酒，依然对朱棣一往情深，有时还很牛气：我解缙才干出众，你皇帝纵然不喜欢我，但你要想当明君，就离不开我这样的贤才。解学士以为他是擎天之柱，没有他天就要塌陷，世间将永处黑暗之中。这种盲目乐观使解缙变得感觉迟钝起来。
永乐五年（1407）二月，《永乐大典》再有几个月就要交卷了，朱棣再也等不下去了，找了个借口即所谓“廷试阅卷不公”，将解缙降谪为广西布政司的右参议。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又颇遭嫉恨之人，一旦离开内阁近臣的位置，厄运也就开始了。这一年解缙三十九岁。解缙离京后南行，顺路回乡滞留数日，将妻儿安顿于家，便只身前往广西就任。这次出任与当年谪贬河洲时心情一样：“十年遭运否，河陇孤栖迟，东还未展翻，一麾复南驰。”他虽然用“丈夫志四方，离别何足悲”来安慰自己，但还是寄希望于“圣恩喜谢事，乐矣不复疑，壶觞集群彦，迟我从南归”。都什么时候了，解缙依然对政治痴心不改，如果不是对永乐帝充满了幻想，就是希望新主子将来“迟我从南归”，这就更罪莫大焉。如此的怨妇心态，莫怪以后又被人奏劾，说他心怀觖望。朱棣偏听，于是又将解缙贬为交趾布政司右参议。有时我想，如果解缙此时能够悬崖勒马，迷途知返，重新品味孔老夫子的教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此不再沉溺于政治，潜心学问，依他之才华横溢，远见卓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当不是妄语。可惜，历史是不能够如果的。
人常说，四十而不惑，解缙却在过了不惑之年（永乐八年，他四十二岁）时，办了一生中最糊涂的一件蠢事，亲手为自己推开了地狱之门。这年解缙离开交趾北归面见皇帝奏事，到了南京，才知朱棣已率师北征，只留下皇太子总理国事。既然皇帝不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以避嫌疑，这时候最需要谨慎从事。然而，解缙去拜谒了皇太子朱高炽，然后离京乘船南下。哪曾想，他入京谒见太子一事被锦衣卫帅纪纲探知，密告随父皇北征的汉王。汉王趁战事不顺之时，添油加醋奏了解缙一本，疑心重的朱棣一听大为震怒，好你个解缙，乘着我不在私自去向太子表忠心，我还活着，你们就想抢班夺权，真是岂有此理！于是诏令逮解缙下狱。本来，解缙在归途中见南方各省旱情严重，浩浩赣江许多处也变成涓涓细流，河两岸随时可见乞讨之人。解缙心情沉重，草拟了《请凿赣江通南北》的奏疏。不料，他忧国忧民的奏疏尚未上达龙廷，自身却在归途中被捕入狱。解缙之狱牵连极多，成了汉王向太子派势力的反攻清算。不少重臣瘐死狱中，就连太子也感到随时可遭不测，惶惶不可终日。汉王勾结纪纲，严刑拷打，逼解缙承认“私觐太子，辱上谋叛”，解缙宁死不招，这最后的底线他必须守住，否则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事关太子，又没有“谋叛”的实据，纪纲等无法，只好把解缙打入死牢。尽管如此，解缙心中的那盏希望之灯一直没有熄灭，一直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的政治美酒还没有饮完。不过，坐了好几年死牢，奇迹却没有发生。然而，时间越长，越能够吊足他求生的胃口。
希望好像要发生了。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查看锦衣卫的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便轻描淡写问了一句：“解缙犹在耶？”锦衣卫的头子纪纲心领神会，遂令设计饮酒把解缙灌醉，命人将他拖出丢在狱中小院，任其在大雪中活活冻死。五百八十九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想像，解学士怎么就能兴奋地一口气将一坛酒全喝下去呢？可能的解释是，在酒精的兴奋作用下，他不禁感慨这二十多年的宦海沉浮，感慨父子两代皇帝的殊遇恩宠，如今皇帝终于想起我来了，而且还赐了御酒，出头之日就要来了，怎能不百感交集呢！人生几何，现在且醉酒当歌吧！于是，解学士喝了个一塌糊涂，终于在糊涂中饮尽了最后一杯政治毒酒。
一代才子解缙就这样在政治酒海中受害冤死。这一年，他仅仅四十七岁。他死后，朱棣犹感余恨未消，还命籍其家，妻子宗族遣戍辽东。
解缙作为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皇帝宠遇一时的近臣，常受到赐宴的礼遇，甚至儿子的婚事朱棣亦曾关心，君臣之间可谓亲密无间。但是，在政治酒海中畅游的人们，由于中毒日久，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已经迷失了人性，丧失了理智。所以，“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3〕就成了解缙这个大才子的悲剧命运。而且，它也成了千古文人从政的一个可怕谶语。无数文人在其中醉生梦死，不可自拔。
注释：
〔1〕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2〕蔡东藩著：《明史通俗演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0页。
〔3〕修晓波、田澍：《明太祖——朱元璋》，学苑出版社1997年1版，第224页。此诗背景：一次，朱元璋在便殿宴请敢于直谏的大臣茹太素，在与茹太素饮酒的时候，朱元璋吟了这两句诗。
婚恋中的郁达夫
？ 朱旭晨
以性爱描写作为切入口登上文坛的郁达夫确乎是个爱情至上者。他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他甚至将《达夫全集》第一卷取名为“寒灰集”，并在首页题词中说“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这大力的出处，大约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郁达夫就是这样：他有努力向善和上进的灵魂，但必须时时有爱情和友情加以抚煦和鼓励。
爱情是最见真性的。对杭州美女王映霞，郁达夫可谓一见钟情。初识当晚即夜不能寐，躺下又起立反复数次。王映霞的可爱的面容和身影，总在他眼前晃动着，以至于他将信将疑。由此郁达夫步入了“生命的冒险与升华”。在他们相识的1927年，郁达夫已有妻儿在北京。但是，既然上帝把王映霞带到他身边，他便“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一股熊熊的恋火在他心中燃烧起来了。他鼓励自己“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全然不顾世俗的眼光与批评，更不考虑这种不加掩饰的婚外恋情给自己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可能带来的影响。道德、礼教，一切都被他踏在脚底，他只要牢牢抓住这爱、抓住心爱的王女士。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倾全力追求。从1927年1月14日初次见面到2月28日他们在江南大旅社第一次倾心长谈后王映霞承认并接受了郁达夫的爱，再到6月5日在杭州聚丰园举行订婚喜宴直至1928年1月在上海东亚酒楼宣布结婚，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郁达夫每一天都盼望着与王映霞见面、谈心，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