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多不胜数，竭力树立一个伟大的女政治家的高大形象。对于青少年，这实在是极大的误导。性别的不平等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因此，女权的伸张也必须以相应的社会条件作前提，在封建的男性中心社会，尤其是在充满机心与权谋、杀戮与血腥的政治领域里，一个女人要达到和超过男人的地位，她必须比那些男人更狡黠、更阴险、更灭绝人性。
武周时期的洛阳，繁盛虽然达于极点，但文化方面却乏善可陈。武则天崇尚佛教，利用《大云经》作为自己改朝称帝的符谶，一再从政策上提高佛教的地位，这自然威胁到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她实行一种滥授官职而又常常将他们无辜诛杀的阴险政策，更使多数士人与她离心离德。她从不相信孔孟之徒会真心拥戴自己（即使对狄仁杰这位自己最倚重的大臣也起过疑心），因此下手又狠又重，决无怜惜之心；而儒生们的学问本是用来经世致用的，心里再害怕，再不满，官总还是要当，口里虽然念念有词地颂圣表忠，心头则各自有“小九九”，只是在等待风云际会（最后的逼宫一幕就是武氏屡加拔擢的副宰相张柬之一手主持）。儒家处于这种受排斥的状态，和东汉、魏、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还能期待他们在文化上有什么作为呢﹖
923年到936年，后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阳。这是一个战乱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国（庄宗李存勖被人笑称为“洛州刺史”），国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计艰难，洛阳经过唐末的混战，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然而，沉沦的末路中，常常会闪现意料之外的亮点，后唐庄宗和明宗（李嗣源），在历史上各有其不可忽略之处。这两个人都“出身夷狄”，而且同是拼杀一生骁勇过人的武夫，但做了皇帝，却一个以文雅见名，一个以宽仁闻世。李存勖政治上很糊涂，但酷爱文艺，对音乐和戏剧尤甚。他能作曲，自制过不少曲牌，填上词，传唱很广，最著名的像《如梦令》，“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之类已成经典名句，文学史上，他甚至可列入词的开拓性作者之列。但他最爱的是戏剧，爱看，也爱自己演。他的倡导和支持，对于戏剧（时称参军戏）从一种原始的演唱过渡为完整的艺术形式，作用至大。他养了一个大文工团，网络了各方面的表演人才，他对这些伶人的待遇之厚、宠信之深，真可谓空前绝后（“文革”期间的“样板团”虽然地位极其尊荣，但并未授予军政大权）。被宠信的伶人们有个别品质较好的，但大多数是龌龊小人，他们收受贿赂，谗害异己，策划阴谋，最后发动叛乱，力敌千人的李存勖终于在乱军中被杀——倒也有几分像艺术家“诗意的死亡”。明宗李嗣源身上则毫无艺术细胞，他甚至连字都不认得，宰相给他读奏章也常常听不明白，但他却是五代时期受到后人最高评价的君主。其实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绩，一开始“减罢官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皆归之有司”，这些都由于接受了庄宗的教训，不算大的德政。不过史称他“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兵革初息，年屡丰登，生民赖以休息”，这些在五代就颇为难得了。
李嗣源死后五年，后唐亡于后晋，石敬瑭把都城迁到了开封，二十多年后，出生并成长在洛阳的赵匡胤，曾经有意把都城迁回这座留给他美好回忆的福地，但最终未能如愿。“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洛阳花事已了，与政治中心舞台从此作别，只能听任历史的牛车，驮着自己昔日的繁华，渐行渐远。所有封建帝国的都城，它的兴衰荣辱取决于政治权力演变的作用。正如它的兴起并非出于商品交易对市场的自发要求，而只是适应当权者统治和享乐的需要，所以只要行政权力一旦转移，它所有的城市功能便随之迅速地退化。历史上洛阳的萎缩是典型的例证。封建国家“首善之区”的百姓，或多或少，沾皇帝的光，总要享受一点特殊的待遇，他们往往会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优越感，皇帝不在了，“首善之区”狗屁不是了，优越感便只能成为自嘲或他人嘲弄的话柄，这也是封建皇权制度下奴才意识常见的标本，直到今天，许多人头脑中还能发现它的变种。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城市的命运主要决定于它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处于发展中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城市的发展正在渐渐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按照经济规律，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实现自己的繁荣和进步。在这个大潮中，洛阳也迎来了崭新的机会。
畅饮政治苦酒的文人
？ 王贵成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入世情结一直很重，他们动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付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诚然，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忧患天下苍生的爱国情怀，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那个生杀予夺全系于皇帝一人一时之喜怒的封建社会里，入世者如果缺乏驾驭政治的自知之明，缺乏对政治环境的审时度势，那么就会出现李国文先生所说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一个个却巴不得地端起来一饮而尽。于是，只要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这个文人，纵使满腹经纶，纵使才高八斗，也就统统付诸东流了。”〔1〕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已属万幸，而大多时候，文人们所深恋着的政治，往往会变成导引他们走向地狱之门的通行证。
明代江南才子、《永乐大典》总编辑解缙即是这些文人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
说起解缙（1369—1415），不但有明一代，就是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那也绝对是一大才子。当他奉明成祖朱棣之命走上《永乐大典》总编（当时叫监修）的工作岗位时，才三十四岁，若在现时，正是读博士后的年纪，顶多算个青年学者，能有多大成就呢。而我们的解总，当时已是翰林学士，穷尽了经典图籍，阅遍了千古文翰。正因为有这样的大才，《永乐大典》这样的煌煌巨制才有可能完成。中国历代的学问大家可谓不少，但可和解缙比肩者甚少。清代编《四库全书》的纪昀勉强可算一个，但那也是解缙的开创性劳动承前，纪昀才可能启后。这样看来，解缙可算“千古一才”。当时解缙领导着一个总数在三千人左右的庞大编纂机构，经过五年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拣金、选优集萃的辛勤劳动，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当时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成书后，分别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
汇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这位矮个子学士手中，真让几百年后的晚辈们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
如果解缙只做他的学士，心无杂念，一心向学，将是中华文化的大幸。可惜对政治的心急，对政治的痴恋，使这位文化巨人过早地陨灭了。
二
解缙的政治痴恋，从他中进士的那一天就潜滋暗长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年仅二十岁，就一举考中进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理想的轻易实现，使这位少年郎顿生无限豪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民，从此就成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在破旧立新之际，早听说这位才子的大名，自然恩宠有加，立即在御花园召见解缙，命制春风春雨诗。按照一般人的思维，第一次觐见天颜只需用诚惶诚恐的激动心情，把圣主的宠眷礼遇感念一番，抑或对朱皇帝的开国功勋讴歌一番，可这位少年才子偏不，他的政治荷尔蒙急速膨胀，在这团激情之火的燃烧之下，他还是借诗进谏，吟出一首七绝来：“漫漫春风入舜韶，绿柳舒叶乱莺调。君王不肯娱声色，何用辛勤学舞腰。”
平心而论，朱皇帝不是一位沉溺声色的皇帝，他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疾苦，坚决惩贪反腐，为大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来说，朱皇帝用得着你如此耳提面命吗？我想，朱皇帝当时心中肯定不痛快，但为了不让天下人才失望，他只能表现得宽容一点，授解缙翰林院庶吉士，随侍左右。官职级别虽不高，却能接近最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