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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容。因为元宏实在太小，群臣奏请拓拔弘继续总揽政事，按照成例，太上皇是不问政的，于是给拓拔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好让他谈玄执政两不误。五年之后，拓拔弘被冯太后毒死了（冯太后并非拓拔弘的生母，其生母早在立他为太子时被“依故事”即鲜卑建国时定下的制度处死）。此时的元宏还只有九岁，不能亲政，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依故事”，太子元宏自然也是没有享受过母爱的，从小由“祖母”冯氏抚养，虽然不为无恩，但“祖母”对孙子却多所疑忌，且常施重罚。她曾经听信太监告密而动用杖刑——责打小皇帝数十棍，有一次甚至冬天里，让元宏穿着单衣坐禁闭，三天不许吃饭，还准备废了他（大臣固谏乃止）。冯太后为什么下手如此狠﹖史书说是因为她看到元宏“英敏过人”，今后恐不利于冯氏家族。冯氏是个有野心且有能力的人，“性聪察，知书计，晓政事”，因为“失行”（有生活作风问题），“畏人议己”，猜疑心很重，稍有风闻，动辄杀人。元宏的皇帝当然也是做得战战兢兢的，“承颜顺志，事无大小，皆仰成于太后。太后往往专决，不复关白于帝”。公元490年9月，冯太后终于死了，按理说，元宏会有一种解脱的快慰，可是他却表现出逾于常理的哀伤。一开始是五天不进水米，大臣苦谏，才喝了一碗粥。过了一个月，还不肯将祖母的梓宫归葬山陵，王公们又上表固请“依故事”办理，莫违典制，元宏同意下葬，但坚决拒绝“除服”。君臣之间为除服问题辩论了好几个月，始终没有结果。第二年正月，恢复临朝听政，仍不肯除去丧服，后来因为引发了外交礼仪问题，才举朝除服。元宏三天两头谒陵，谒陵期间，“追感哀哭，终日不饭”，几个月下来，“毁瘠犹甚”——一个很健壮的青年竟至于形销骨立了。元宏的孝行在当时以及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看来，他所做的一切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理念，而并非完全发自情感，他是要以自己的言行树立楷模，从而转移一时之风气，可以说，这是他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环节——言传身教。
再说“文”，既指“才藻富赡”，又指敦厚宽仁。元宏并不是个羸弱的文士，“少而善射，膂力过人”。十来岁时，“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但到了十五岁以后，“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转而“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后来“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章，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这或许有些夸大，但他深厚的学识根基和出众的写作能力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十九岁以后，所有诏书，“皆帝之文也”，在古今帝王中，可说是独一无二。元宏不但自己好写，还喜欢与文人切磋，“情如饥渴”，而且能“寄以布素之意”（平等待人）。他待人宽厚这个特点不太符合做一代雄主必要的主观条件，而且，有时对病残百姓的慰恤或犯罪囚人的赦免，不免有太多的随意性，因而招致了一些批评。司马光就曾指出：“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挠有司之法，犹非人君之体也。”所以说，统治者过于细致的“亲民秀”（不管出自真心或者假意），并不值得称道，因为它“所遗者大”——较起真来，反倒是失职了。
元宏的历史贡献，既不在“孝”，也不在“文”，而在于他所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从刘渊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已经统治中国北方近二百年，尽管汉族依然占有人口和文化的优势，但在政治上无疑是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作为少数民族君主的元宏，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确实表现了超人的远见和胆识。他从改变语言、服饰、姓氏这些方面入手，但受到鲜卑贵族们的抵制，由于平城地区鲜卑人口相对集中，因而变革风气收效不大，于是他决定迁都到地处中原的洛阳。他估计到迁都一定会遭到守旧的贵族们强烈的反对，便用了一点计谋，只说是发兵南征，要举全国之力，朝廷、府库、后宫、贵戚一律随军南下。既然是军事行动，谁也不敢反对，等到这个庞大的指挥部到达洛阳以后，元宏颁布了迁都诏书，生米成了熟饭，反对者无能为力了。一千三百年后，俄国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很有些相像，从莫斯科迁都彼得堡，强迫贵族们学法语、剃胡子、穿欧式服装……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他乾纲独断，坚持不渝，终于让俄国“用斧头和大炮开进了欧洲”。元宏的汉化政策则使北方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为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发展开拓了新局面，就接受先进文化的坚决和彻底这一点而言，后来历朝的少数民族君主都有所不及。这也难怪，时至今日，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仍未统一，去年不是有几个学界大腕发表宣言说，不同民族文化各有特点，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吗？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实用主义观点，实在远远落后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元宏。
元宏只活了三十三岁，真正大权在握不过十年而已。但他却在中国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死以后，后继的子孙平庸昏聩，三十年后，北魏被权臣分裂。在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北齐和北周，是两个从根本上汉化了的鲜卑政权，一东一西，把洛阳抛弃了，任它在豫西北的风霜中面对荒凉和寂寞。
五
隋、唐两代，都以洛阳为东都，政治中心则在西都长安，不过有两个皇帝对洛阳情有独钟，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是武则天。据说杨广听信了算命先生要他尽量离开关中的劝诫，所以大力经营洛阳，实际上，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不安分——今年北征，明年南巡，都是大动作，折腾个没完没了，而洛阳的地理位置，当然比长安更便于人员和物资的征调和配置。杨广在他父亲死后三个月，就从长安来到洛阳，大兴土木。他动员了两百万劳力，以十个月的时间，营建了一个崭新的大洛阳。先是开挖自龙门东接黄河的渠道，接着便修造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同时下令把数万家各地的富商大贾举家迁徙到洛阳，使洛阳的人口迅速膨胀到百万以上。为了南巡北征的方便，他常年征发百万以上的民工，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淮水而达长江，北由沁水而通涿郡。位居于今日干旱少水的华北地区的洛阳，无疑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内河航运中心，在现代人看来，这简直有些匪夷所思。作为航运中心，它必然又带动了仓储业、造船业的大规模发展。杨广营建的洛口仓和徊洛仓可储粮二千万石（此数字疑有些夸大，不过按洛阳当时人口计算，一年耗粮也需数百万石之多）。在他称帝的十二年里，洛阳的船坞里建造的龙舟、赤舰等大型船只达数万艘。杨广的这些“政绩工程”客观上固然有泽及后人之处，但他的动机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享乐欲，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痛苦，说到底，他是一个暴君，和一切暴君一样，其成就越大，罪孽也越重。
武则天和杨广是同一流人物，其阴险狠毒、骄奢淫逸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之所以选择洛阳为都，最初是因为她惨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心虚而精神失常，老看见两个浑身血污的女鬼在宫中出没，为此她从大明宫迁往蓬莱宫，但仍甩不掉女鬼的纠缠，直到搬到洛阳，才安静下来，从此她便“终身不归长安”。称帝以后，她大约也是有意识地摆脱李唐王朝的旧都，以树立大周的新朝气象。武则天在洛阳的建设只限于两个方面，一是修宫殿，一是造佛像。她的宫殿十分富丽堂皇，特别是举行朝会的明堂，规模之宏大更是前无古人（其间还被她的情人放火烧掉而重建一次）。所有的宫室建筑，今天已找不到任何遗迹，但她下令凿建的大批佛像许多还在，特别是龙门那座以武则天为原型的大佛像，至今还是激发不少人爱国主义豪情的重要符号。千百年来，对武氏早有定评，但到了二十世纪，有人出于宣传反封建或女权主义的需要，遮掩她的阴暗面，夸大她的政治业绩，文章、小说、电视、戏剧多不胜数，竭力树立一个伟大的女政治家的高大形象。对于青少年，这实在是极大的误导。性别的不平等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