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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论者爱说儒学属于中华文化之“正统”，更爱说儒学在中华教育史上最为“权威”，然而儒学的“正统”和“权威”地位，并非凭借精深学理、通过百家争鸣才脱颖而出，而是投靠专制皇权、通过压制异端才独霸天下。倘若读经论者稍有儒门祖师所说的“知耻近乎勇”，这种以强权为后盾的“正统”和“权威”怎么还好意思提起？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进呈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条陈以后，御用儒学确曾独霸中华思想的“正统”“权威”两千年，直到帝制灭亡，然而所有的“君子儒”无不以儒学的御用化为耻，羞言“正统”和“权威”，只有“小人儒”才会对使儒学“阔过”两千年的董仲舒顶礼膜拜，无限怀念那失去的好地狱。
两千年中国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为专制辩护的御用儒学是中华古典文化的糟粕，而《孝经》是儒经中的糟粕，《春秋繁露》是儒纬中的糟粕，因此由这两部糟粕中的糟粕领其衔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根本不值一读，因为它丝毫没有改变董仲舒以后的御用儒学依附于权力的帮忙、帮闲、帮凶性质，更找不到“日日新”的真儒精神，连最低限度的“与时俱进”也没做到。
看到蒋庆先生为《诵本》所做的广告：“不欲读者，也应购来沐浴焚化，权当烧纸烧，必有甚大法力。”我不禁大笑。看来董仲舒的巫术儒学，确实是一种源远流长、法力无边的发愣功。若非董仲舒阴魂附体，实难想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会有人说出如此搞笑的胡话。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我认为这一发愣名言中，只有“焚化”二字最为可取。
“文化保守”原本无可厚非，每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生于古典中国日渐远去的现代，我也有难以释怀的“文化保守”情结。长期以来，我对鲁迅的主张“不读中国书”颇有腹诽，对胡适的鼓吹“全盘西化”更不赞同。
古典中国博大精深，不朽经典汗牛充栋。文化保守主义者理应保守本国文化之精华，而非保守本国文化之糟粕。倘若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学识荒陋之辈、不辨香臭之徒，那么“文化保守主义”就会令中华文化蒙羞，甚至会使经历了漫长的文化浩劫后正在日渐康复的当代中国，重新走上衰退的老路。
“堆泥游戏”何时休
？ 王文元
“学术”本来是“学性”与“术性”的总称，合在一起用来表示创新的思想性或创新的旁证价值。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本文只论人文学科，不涉及自然学科。
就人文学科而言，自从学问问世以还，逐渐走入两途：一条路径是创造性地做学问，把本没有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或把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客观规律揭示出来，以飨社会——是为“学性”；另一条路径是做学问的“学问”，将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学问添枝加叶，让宗派之下生出更细微更具体的宗派（间或揭示前人成果中未被发现的新价值）——是为“术性”。毫无疑问，“学”在前“术”在后，“学”是根本，“术”是枝叶，只有“学”的基础牢固才能让“学术”之树本深末茂，形大声宏，从而使“学”与“术”相得益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学”比作生产粮食，将“术”比作加工粮食（将粮食做成各种可口食品）。固然两个工序缺一不可，然而不可否定，“粮食”比“粮食加工”更基本，更本源。只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才谈得上加工成各类精细美味的食品。
遗憾的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走的是“加工粮食”的路径，对“生产粮食”则漠不关心。加工技术甚精，从事者甚众，然而“粮食”却严重地匮乏。这是至圣先师孔子立下的规矩（“述而不作”），是破不得的。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其实孔子自己不仅“作”，而且作得相当好。一部《论语》，创造性浸透始终，闪光点俯拾皆是。他的思想表述兼备文史，不拘一格，时而深远闲淡，时而激昂奋厉；内容则参差变动，无迹可寻，追溯文武，钩深索引，雕刻物情，细致入微。无论以何为议题，孔子都是心平气和，中庸不偏。孔子做学问，既无旁征博引以壮声势之举，亦无拘文牵义琐碎考证之功。至深至难的问题在孔子那里都能化繁为简，让读者茅塞顿开。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表达的是一个严肃的主题，使用的却是生活化句式，未露“做学问”之窠臼。
如果孔子的后人皆效法孔子的治学精神，则中国成为创新大国、学问之邦庶几有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后人趋之若鹜地选择了“加工”的途径，他们以孔学为原材料，阐释孔学，借助于孔子之学“露才扬己”，却鲜见继承孔子治学精神者。中国绝大多数朝代都尊孔子为圣人，今人提及孔子仍仰而视之，以为他是中国教化之滥觞，学问之典范，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尽管中国人颂扬孔子功德人品，却并不效法孔子的“真心治学”（权以“真心治学”概括孔学特征）。特别是当孔学演绎到三代（荀子）之后，情况骤变，孔门的学习路径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孔子的后人开创了一条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治学之路。简言之，这条路就是阐释、归纳与评述，以权威不可动摇为前提，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前人学问的基盘之上，绝无另起炉灶之“野心”。换一个比喻，如果说孔子之学是思想创造的话，孔子之后，人们争相做的不过是往孔子这尊泥塑上面再多堆些泥，将其做得更宏大而已，形成了千万人一起做“堆泥游戏”的蔚为大观的奇特场面。绝少有人在声势浩大的“堆泥游戏”面前却步旋踵，另立旗幡。
治学有治学的规则，堆泥有堆泥的规矩。
在一个时期里，两套规则是各自为政的，以王通为代表的学问家坚持“治学规则”，做出了极富创新精神的学问，然而国人至今知王通者甚少。王通的治学很快被做“堆泥游戏”的衮衮诸公的喧嚣声吞没，迅速形成“堆泥规则”一统学苑的局面。在这种喧嚣的推波助澜之下，“学问＝堆泥”成为不可更移的公式。连极具独立思考意识的李贽，做学问时也不由自主坠入自己所诟病的话语体系，不能自拔。
创造性治学以表达思想为惟一旨归，经纬时空，游神万古。孔子就是这样，不拘一格，随心所欲，引控天地，错综古今，凝思遐想，与天冥通，表达形式看似萧散，意却周全深刻。孔子所论涉及伦理道德、玄学妙思、物理人情、为人处世，学科涉及到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玄学、伦理学、养生学、教育学、军事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然而按照堆泥规矩，孔子的成果根本就没有“学术性”，登不上学术的大雅之堂。孔子为其后无数人提供了做学问的素材，自己却落得个“没有学术性”。如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堆泥治学”者往往反孔子治学之道而行之，拘泥于某一狭隘领域或琐碎问题，穷追不舍，甘做经典之卫道士与鼓吹手。不问创造性，只求篇幅长。按照“堆泥治学”的规矩，“学术成果”之最高形式乃“专著”。“专著”被尊为最高成果是因为它具有三大优势：一曰篇幅长，它睥睨论文，动辄数十万字；二曰“圈圈”（注释）多，言必有据意必人出，所有观点皆以他人言论为依据，如此方显自己博学；三曰结构繁，部下有篇，篇下有章，章下有节，节下有甲乙丙丁、ABCD，颇似扑朔迷离的八卦阵，让人难以厘清全貌。然而仔细阅读，不过尔尔。名曰研究哲学的“专著”，其实是研究哲学史的，说的都是“某某哲学家云”之类，自己的观点千呼万唤不出来。一部经济学专著往往就是某一学派的集大成，自己的思想观点绝无仅有。学问果如是乎？吾常疑之。真正的写家，握管而牵万物，挥毫而扫千里，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绝不套袭“专著”笔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得何等精彩，然而从形式上看，倒像文学作品，像诗，像思想随笔，全没有“研究尼采的权威”的那种八股气。按照“堆泥规矩”，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全没有“学术性”，研究尼采的权威才有“学术性”，正如孔子“不亦说乎”之类没有“学术性”，而阐孔释孔的堆垛之词才有“学术性”。
荒唐到了极点。
“学术性”像一条棍子，在“堆泥”大师们手中挥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