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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不允许私人修史，这类官员著作，对后人的利用价值而言，或许只是作为野史，供人们探微索隐、寻章考证之用。尽管如此，在当时能够获此殊荣，也算是一种政治待遇。
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官文化”的腐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而是深深地沉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因此，官场和吏治的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而沉渣泛起时，“学而优则仕”必然会普及为老百姓心中更为通俗的“读书做官论”的理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正如清末欧阳钜源所言：“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既然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学”和“仕”、“书”与“官”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载，宋真宗赵恒曾亲自作了《劝学文》。该文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赵皇帝这番谆谆教诲，让天下读书人不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而且感激涕零，敢情读书识字还有这般好处。会读书尚且如此，更遑论著书立说。
现而今，虽说时代进步了，情况也大不相同，但一些官员潜意识中的“官文化”仍旧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只不过现在的官员写书不必等到故去才能由后人编纂，完全可以在自己生前一试身手。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两三年。如今的一些官员可称得上是跨世纪的全才，不但上得了官场，下得了舞场，而且还能在百忙之中披挂上阵，挥毫泼墨。盛世之下有“盛材”，真乃国民之大幸。而出版界还真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人就都是作家了。”这到底算不算历史的进步，谁也不敢妄言。
按理说，农人种田，工人务工，商人鬻货，学者著书，各司其职，自古亦然，即使互有兼项，也不能“爷孙并坐——主次不分”。可是，官员出书，却出乎常理，数量之多，部头之大，连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据媒体报道，被称为“三高”的贪官，即涉案金额高（两千多万元）、学历高（博士）、职务高（正厅级），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就曾在十余年中公开发表论文达三百一十七篇，参编书籍十七部，单独著书五部，完成研究课题四十四项，此番成就，令人咋舌。不过，仔细琢磨，不免疑窦丛生。照此推算，要完成上述指标，至少平均每个月发表两篇论文，每年要完成四项研究课题。这样繁重的任务，甭说是压在位居高位，“工作、腐败一肩挑”的官员身上，就是专职研究人员也恐怕不堪重负。
至于那些平日公务缠身，“早上绕着轮子转，中午绕着盘子转，晚上绕着裙子转”的官员，居然能忙里偷闲，著书立说，则更叫人匪夷所思。
其实，对于官员们著书之事也不能一概而论。古往今来，名垂青史的经典之作，也不乏出自各级官员之手。被称之为唐宋两代散文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曾官场任职，其文章至今仍被广为流传。即使在今天，也有不为名利，心系百姓，写出好文章的官员。北京一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非典”过后，痛感公共健康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丝毫不容懈怠。于是，他以特有的使命感和亲民情结，亲自撰写了一本大众健康读物《健康快餐》。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各地销售三万余册，成为一部群众喜欢的健康科普读物。
问题在于，现在一些官员出书并非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是受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所说的利益，并非是指官员“著书只为稻粱谋”，赚取稿费养家糊口，或是借此拿文凭评职称。官场的利益最大化，说到底就是职位的最大化。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官员著书立说，不过是为了升官晋职。通过此道，不仅可以向同事证明本人享有“饱学之士”的资格，向上级传达自身具有“真才实学”的价值，向公众展示自己“学者型干部”的信息，而且还能在书中宣扬政绩，为个人树碑立传，捞取“求闻达于当代，留美名于后世”的政治资本。这样的仕途之道既高雅，又便捷，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只要手中有权，写作出书根本就不是难事。举凡代笔捉刀、联系出版、购买书号、通过审定、安排校对、布置印刷、封面设计、发行推销等等环节，都会有人跑腿效劳，上述开支也会有人主动买单。总而言之，官人动口不动手，只需坐享其成。唯一要做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此事必须要由官员自己出马，恭请更大的官或者什么名流写个序言，题个书名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与出书必然会滋生出腐败。
上述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就曾利用公款准备出版《我的二十年》，为自己树碑立传；原山东省泰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建学，也曾出版《胡建学文选》并下发给泰安各级干部学习领会；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为树立自己“开拓进取”、“年轻有为”的干部形象，也曾叫人替他代写文章公开发表；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黎元江被查处之后，竟煞有介事地表白：“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三卷，这一卷比前两卷更重要”云云；原湖北省财政厅长曾繁衍一边在他主编的《历史的启迪》书中大声疾呼：“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一边却在暗中索贿三十八万元；原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最为典型，不仅索贿受贿，而且跑官买官。为了升官之便，他还出版过两本专著，其中一本，竟是《反腐败论》。
官员出书，公家买单，这种腐败现象，影响之烈不可低估。最近中央有关部门指出，领导干部出书，不仅关系到其个人声誉，还常常体现着政府机关的水平和形象。借出书之名、行敛财之实，亦极为民众痛恨。今后将严格限制现职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以刹住官员腐败新温床，遏制粗制滥造的“出书风”。
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启蒙教化、传播文明薪火方面，作用巨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将从事学术活动的著书立说看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也就是说，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当官，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
古人云：“强权治国，一时之策；文化治国，百代之业。”笔者以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因为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
官员出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为什么出书会成为某些官员腐败的工具与温床？为什么在有严格制度下的出版部门，一些官员的伪劣书稿能够畅通无阻？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官员出书的腐败，恐怕比简单地遏制官员出书更有意义。
对上帝的一种误读
？ 张云江
上帝观念是西方文化语境两千多年绕不过去的一个圈。上帝是人类的福音抑或诅咒，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抑或阻碍，是一种超越感观经验的全在抑或只是人类心理的原型投射，几乎每一个西方哲学家、思想家都要在这些问题上表态。两千年的聚讼纷纭，两千年的喋喋不休，汗牛充栋的书册论证，其中自然不乏对上帝的种种误读。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观念，这样似乎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误读不误读了。但在西方神学体系中，对“上帝”这一观念，有一些基本的约定，这些约定应该是人们谈论上帝这一观念范畴的规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用语言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活动，“当我遵守一条规则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否认有什么“私人的语言”，更反对人“私自”遵守规则。所以解读上帝也应该放在西方神学体系这一具体语境的游戏规则中来才有意义，否则误读难免，而且还荒唐得离谱。
余生也不敏，前些日子偶然获读万方先生几年前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