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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真实的“新闻”。恐怖主义变成一种可观看的东西，是当今恐怖主义和现代传播媒体的共同贡献。
有经济学家甚至这样说：“从内容的角度来看，未来人类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粮食，不是水，不是石油，而是人们的注意力。”人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稀缺和内容的供给的过剩，是二十一世纪的特征。媒体研究者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电视观众停留在一个频道上的平均时间已经低于二十秒。人们习惯于在频道和网址之间跳来跳去，无论是兴奋、好奇、迷茫都仿佛只有在寻找过程中才能释放，正是这种寻找才是获得即时性的满足的方式。人们注意力凝聚的时间越来越短。“媒体不得不靠极端的方式吸引人的注意力。使用这种方法唯一的问题是，下一次想要达到到同样的效果就必须更加极端”〔7〕。暴力的残忍是人类所能够制造的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最极端的形式，也是媒体所能提供给受众的最终极的、最富有刺激性的信息产品。媒体对公众注意力的吸引程度，是增加广告吸纳能力，将受众作为一种产品提供给广告商的前提。这可以理解媒体对色情、暴力、犯罪、灾难热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媒体从业者“敬业”的动因。《巴黎竞赛画报》记者安纳托里说过：“我就怕的是天下太平。天天祈祷上帝赶紧降祸人间。战争也好，饥饿也好，政变也好，这些都是我的机会。”〔8〕在2004年9月1日发生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恐怖事件中，俄罗斯传媒抢占先机，大出风头，作了大量的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俄罗斯电视台新闻主播谢尔盖·布里尔约夫说：“在这样的时刻，社会需要真相。”可是，在这次人质事件中，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再三向当地教育部门询问：人质当中有没有高官的子女？就是根据这则报道恐怖分子找到了北奥塞梯议长马姆苏罗夫的一儿一女。幸运的是，两个孩子后来都获救了。事件结束的９月７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播出了制造别斯兰惨案的绑匪们拍摄的录像。从这段八十七秒的录像画面中可以看到：体育馆地面上人质被恐怖分子枪杀之后留下的深红色的血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黑寡妇”露在外面的那双犀利的眼睛和她身上绑着的自杀炸药上的电线；在妇女和小孩的头上的几条电线和篮球的网圈上悬挂着的炸弹；在体育馆的另一个角落中，堆放着大量的武器和炸药装置；一名恐怖分子对人质说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死亡。”一位市民看了这段录像后说：“电视台是残忍的，他们知道受害者家属会看电视，却仍然播放这些可怕的画面。”受众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传媒对于公众吸引力的疯狂追逐过程中被根本地忽略了。
传播学者注意到，众多的新闻媒体因为报道战争而获益。海湾战争中，CNN因为现场直播战争，击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在世界电视领域制造了新闻频道的神话。“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则成就了半岛电视台，蕞尔小国卡塔尔这几年为世界所知完全是因为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是因为它的“新闻自由”原则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布什的讲话可以播出，拉登的讲话也照播不误，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录像多是在半岛电视台播出的。还有经常播出来路不明的恐怖分子杀害人质录像的阿布扎比电视台为世人所知，也是恐怖活动所赐。
中国媒体也是刚刚告一段落的伊拉克战争和此伏彼起的恐怖活动的受益者。2004年3月20日早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CCTV－1立即配以同声传译，实时转播了美国总统布什的宣战声明，之后便是连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实时报道，这是央视自1997年以滚动的方式播出香港回归庆典后最大规模的滚动式新闻播出。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CCTV的报道仅仅落后于CNN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为中国传媒对战争反应最快的一次新闻报道。与此同时，CCTV－4国际频道的电视直播中，采取了境外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实时转播的策略。在信息选取上，彻底跨越了意识形态。其中既包括了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网、BBC采制的报道，也有“阿拉伯世界的CNN”——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有学者认为此次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中国传媒发展的“里程碑”，和国际大传媒机构的表现相比毫不逊色。当然，央视也可以在其他的新闻报道中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形成国际化媒体的影响力，形成一个媒体的品牌。但是，不容回避的是，没有对伊战争，就没有这样的契机。开战数日后，有统计显示，中央电视台新闻的收视率一度激增三十倍。
现代传媒向公众报道战争和恐怖事件，传媒在实现自己的现代信息流通功能和满足公众的知晓需求的同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提高了自己阅读率、收视率和点击率。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劫持人质、电话恐吓等事件，为媒体制造了具有巨大新闻价值的突发性事件，他们通过现代传媒吸引世界各地的眼球，更好地达到了他们的诱发社会恐慌的目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双赢关系。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指出：“电视摄像机就是放在路边的武器。双方都可以捡起来为己所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方面，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策略上、利益上的共谋关系。
三
1773年，俄罗斯农民造反者叶梅良·普加乔夫站在莫斯科红场南面断头台上，向断头台周围的民众鞠躬告别：“永别了，同胞们，原谅我对你们讲过些粗话。”
我发现，世界许多著名广场其实都是刑场或者有刑场的功能。不仅红场是这样，巴黎的协和广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刑场，那里是摆放最有“人情味”的“断头台”的地方。被称为“巴黎先生”的著名刽子手桑松报告：断头台每杀一个人需要一分钟，公安委员会的人回答：太慢了。古罗马“竞技场”又叫“斗兽场”，同时具有角斗、行刑、戏剧、集会等多种功能，每次演出的压轴戏就是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观众乐此不疲。开罗的萨拉丁城堡广场在举行马球比赛、集会的同时也是一个行刑的地方。伦敦的伦敦塔更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地方，被篡位的皇帝、著名的思想家、通奸的淫妇都在这里掉了脑袋。
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杀人的时候都得在广场上进行呢？说白了，就是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行刑过程是一个教化过程，是一个统治过程，是一个权力的恐吓过程。还有一个为人们忽视的原因：杀人过程还是一个娱乐过程。古罗马的一位著名哲学家说：“观酷刑，有如酒后纵谈之乐。”在古罗马竞技场上观看施刑的不仅有哲学家，还有名媛淑女、绅士贵族。据说，在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每当行刑时，通往伦敦塔街道两旁临街的房子都会被那些观看行刑的贵族男女尤其是贵夫人预定一空，那些带看台的房子尤其抢手。
我们常由衷地赞叹“善良的人们”。这个典型的大锅饭式的道德评判，令我们对于人类充满了毫无道理的好感和优越感。如果从世界各个国家的著名广场走过来，那些在绞架上或者断头台下因痛苦变得狰狞的、扭曲的面孔，和观赏者那些因兴奋而变形的面孔相互叠印在你的脑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性中还有另一面，施虐或喜欢观看施虐之恶比同情与善良更深刻地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2002年10月2日12点30分，天津蓟县黄崖关长城，陕西青年王家雄给围观的群众留下历时六秒钟的生死一跃——他骑着自行车从长城一端“飞”起，又重重摔在长城的另一端，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10月4日，当地媒体刊登一条消息：“蓟县长城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月2日的飞越并没有影响到黄崖关长城的游客数量……游客数量比前天（即10月2日）的数量还有增长。”据说在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慕名”专程到黄崖关长城看王家雄当时“飞越”的现场。
我感慨于这篇新闻报道的一句闲笔：“这个效果，事先谁也未曾料及。”它告诉我们又有一种力量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