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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听起来就很矫情。据我所知，我们家族到我为止的四代人都听不懂音乐（上几代都是农民），是不是说我们连人话都听不懂了﹖我们祖祖辈辈都为填饱肚子而劳作，只能听懂高粱拔节的韵律和火热的太阳发出嗡嗡的叫声，会唱的歌只是“二十四节气歌”：打春阳气转哎，雨水沿河边哪，惊蛰乌鸦叫哎，春分地皮干哪……哪里有空闲去理会什么音乐﹖如今，我刚吃两顿饱饭，冷不丁子就让我衣冠楚楚地、正襟危坐地听什么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那不只是矫情，简直就是荒诞（当然，如果把我远在东北农村的爷爷弄到北京的某大剧院包厢里，听一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那可能会是一件不错的、很先锋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乐评人颜峻说得还算公道：“音乐对多数人都不是地狱，但它也只对少数人才是天堂。”我肯定不是他说的少数人，但他并没有嘲笑我们多数人。
前两年听说北京兴起了“交响乐热”，很多暴发户不惜花高价买票去听，结果听着听着睡了，而且有鼾。对这样的人我心里还生出一些敬意，因为他们并不矫情，鼾声替他们说了真话。真话是矫情最有力的杀手。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不想附庸风雅。在“文革”十年里，我们曾把文化看作是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的）敌人，对我们所拥有的文化的、精神的和话语资源肆意地滥砍盗伐，而只用“八大样板戏”这块遮羞布来掩饰人们百孔千疮的心灵。在“文革”过后，“白卷英雄”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历史隐喻，而我们又陷入了对文化的恐慌。我们不怕别人说自己穷，甚至不怕别人说自己“色”，就怕别人说自己没有文化。于是，便集体地患上了文化自卑症，不得不一方面为自己疗伤，一方面拼命地吸吮文化乳汁，实在来不及了，就只好“打肿了脸充胖子”。
三
听音乐会的人都走了，整幢大楼空空荡荡，窗外一只猫的黑影嗖地闪过，溅起一片黑夜的空寂。孤独和风一起在长廊里游荡着，然后从门缝里挤进来，悄悄地爬上我的身体，聚在我的内心里，像是在密谋着一桩不可告人的事件。我突然想起了某个诗人一首诗：“夜，淫荡而贞洁／而今夜，我只能和自己并排躺在一起。”
我知道，这份孤独是我自找的，我本来可以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一起，可以和很多人一样坐在音乐大厅里，没有人说无知者就不能走在朝圣的路上。这样想来，感觉某些地方愧对了柴可夫斯基这样伟大的音乐家，愧对了他的那些人们公认的最美好的音乐。于是，我想起应该给柴可夫斯基写一封致歉信，我想用语言与他交流，这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方式。
尊敬的柴可夫斯基先生：
此时此刻，在中国北京的一个春天的夜晚里，正在举办着您的一个音乐会，由您心灵里飞出的美妙的音符正在和东方一个民族的心脏一起跳动。您的音乐超越了时空与国界，那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最为高贵和圣洁的情感，它隐喻了人类难以抵达的伟大的人格和精神力量。远在天国的您，一定会为您的音乐被另一个民族所演奏、聆听和理解而感到欣慰，如果此时的天国也是黑夜，您一定会在睡梦中发出甜蜜的微笑，像今晚北京春天里盛开的花朵。
我知道，也许我没有资格这样谈论您，因为我听不懂您的音乐，由一个乐盲来谈论一个音乐家如何伟大，这不仅是不合时宜，而且有几分荒谬。我也曾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矫情，因为我对您音乐的评价只是缘于自己的幻想，缘于我对人类崇高情感的渴望，而并非真实的生命感受。但是，谁说瞎子就无法感知道路的平坦与光明呢﹖谁说聋子就不能渐悟大自然的美妙声音呢﹖他们用心“看到”和“听到”了我们正常人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甚至一些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都被他们用内心所化育，从而达到了常人所难以抵达的境界。
我并非是为自己辩解，但作为一个音乐家，您知道想象对艺术来说有多么珍贵。想象丰富了您的生命和音乐，说得俗一点，想象为您音乐中的每一个音符插上了翅膀，所以，它们才能够飞翔，才能飞向欧洲、飞向美洲，才能飞到今晚中国的北京，它才能在人类的心灵里找到湿润的家。而理解您的音乐同样需要想象力，您音乐中的音符就像是播在人类心灵里的种子，但唯有具有想象力的心灵才能让它们发芽，才能让它们得以生长。今晚，我无法通过音乐走进您的心灵，但我可以通过文字和想象来感悟您的生命。
但我必须承认，我是音乐王国里的一个穷人。可这并不全都是我的错，而是命运使然，就像您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钱买一架钢琴一样。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时间、地点，也没有办法选择家庭和父母，当然更无法选择国度、时代、社会和它的制度，我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被命运的风吹到中国东北农村一个偏僻的乡村，于是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了。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千年，在那里我没有听到过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当时认为最好听的就是我们民间的唢呐吹出来的大秧歌调，那些民间艺人是我认识的最大的艺术家，而您和莫扎特、贝多芬、马勒等大师的名字从未听说过。我当时还知道中国有一个唱歌的李双江，再就是我们屯子里有一个唱“二人转”的叫邢老丫，这两位是我少年时最崇拜的歌唱家。而我第一次知道您的名字是在书本中，我是通过汉语文字走进您的心灵世界，在那里，我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精神的逼仄和匮乏，我认识到了自己不仅是一个音乐王国里的穷人，而且还是精神世界里的无产者。那一刻，我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想跪下的渴望，跪在大美和圣洁面前，跪在自己对它们的想象里。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一个人没有学会跪下，他就永远不会站起来。跪下正是另一种姿势的仰望，是寻找家园的冲动与皈依。正如中国诗人薛卫民所说：“仰望延伸了我们的手臂，如同弯腰缩短了某种距离。”仰望让人类摆脱了思想的贫困，令我们的心灵冲出世俗的重围寻找到精神的家园。这是您这样的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生命（而不是音乐）给我的启示，那是被震撼之后的弥赛亚（先知）一样的启示。
我的床头有关于您的两本书，一本是《柴可夫斯基传》，另一本是《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是它们让我处于一个尴尬的、正常逻辑无法进入的境地：我听不懂一个音乐家的音乐，却虔诚地热爱这个音乐家，热爱一个“大象无形”的生命。所以，我从来不敢让自己的目光在这两本书的文字中散步，而是小心谨慎地前行，像走在朝圣的路上。我想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着一个天才如何把苦难化作艺术和精神资源，如何赤着双脚在一片布满荆棘的荒野上走出一条带血的道路。您让我懂得，只有苦难浸泡过的心灵，才能真正表达出人类的高贵、悲悯、圣洁和一切具有神性的情感，才能让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而您和梅克夫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人们把它看成是一段音乐史上的佳话。但我想绝不仅仅如此，您和梅克夫人长期通信却不见面，并不只是因为您具有超出常人的耐心，也不是缘于您对一个贵族夫人的敬畏，当然更不可能是卑琐的人所妄测的某种世俗的原因，而是缘于您的一颗诗意的心灵所蕴含的清洁精神。您在梅克夫人那里找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珍贵的情感，并小心翼翼地把它种植在内心的最深处，让它得以生长，就像一个诗人所写的那样：种子从春天到秋天，成为了更多的种子。您用生命化育了这份情感，使它得以成几何数字的繁殖，并使其变得更为高贵和圣洁；您还用一生的时光珍藏和祭奠这份美好爱情，精心地呵护着，生怕它受到世俗力量的伤害。因为您比谁都懂得，越是美好的事物就越容易破碎，以至于您自己都不敢轻轻地触碰它。只有在您那里，爱情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用来供奉和祭奠的。也许还有另一位音乐家勃拉姆斯，他对舒曼的妻子克拉拉的爱情深藏内心数十年，同居一个屋檐下，房间的门相对着，但他却只用情书表达着自己的爱情，而情书的终点又只是自己房间里的抽屉。直到克拉拉去世，他才在墓地里拉着自己专门为她创作的小提琴曲，表达着自己对克拉拉的旷世爱情。在那萧瑟的秋风中，他的琴声深情而忧伤，但不哀怨。我相信，只有像您和勃拉姆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