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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中发表言论，因此把演说教育提到重要的地位。希腊教师（文法家和修
辞家）就成为罗马最受欢迎的人物。文法学校便是适应着贵族和暴发户子弟
的需要而产生的。
罗马中学即文法学校事实上是一种外国语学校。教学用语是希腊文，教
师大多是希腊人，教材也是希腊文的。只是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随着罗马
（拉丁）文学的成长，在罗马才出现了拉丁文法学校，而与希腊文法学校并
行。这时候，一般中学生同时学希腊文与拉丁文；或者同时以一部分时间在
希腊文法学校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在拉丁文法学校学习。教学的主要内容是
文学、文法和作文练习。文学包括希腊与罗马的诗歌与散文，其中也包含一
些历史、地理等因素。学生们一方面阅读荷马和希腊其他文学作家的作品，
同时也读罗马作家——维吉尔和贺拉斯等的作品。条件较好的文法学校，在
高年级兼教一些修辞与演说术；罗马文法学校的全部教育事实上是修辞——
演说教育的准备。这种教育主要是在高一年级学校——修辞学校中进行。
③高等学校。文法学校不久就显得不能完全满足，罗马因此又从希腊智
者派那里仿办了高等修辞学校。罗马的修辞学校是按照苏格拉底的修辞学校
模型办起来的。修学年限、学科内容、教学方法大体上与它相仿佛。有不少
罗马青年为了受这种修辞——演说教育，往往要到雅典和其他东方文化中心
去留学，或者通过父子——师徒关系，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见习与锻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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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多是来自雅典等地的“修辞学家”与“哲学家”，以后也有罗马人成为“拉
丁修辞学家”。修辞学校的学科是修辞学和哲学（辩证法）。在这类学校中，
学习在罗马国家管理上起重大作用的法律学（主要是民法），也学习数学、
天文学和音乐。
④培养目标。这时期，全部罗马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产生演说与雄辩
家。演说在罗马公民的政治、法律、社会生活中原来就有一定的地位。在共
和后期，罗马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常常爆发为武装的内战。
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更加需要以演说作为争取群众、影响平民的工具。由此派
生出来了一种社会风尚；雄辩的演说才能是成为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的主要
标志。它成为罗马青年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主要资本。这就是雄辩家的教育思
想的社会基础。
⑤希腊化的影响。希腊化的罗马新教育与罗马旧教育传统之间一直斗
争。希腊的文化教育与希腊的奢糜的生活方式同时传入罗马。有民主倾向的
政治家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贵族中的保守派也对此存有戒心。在公元前2
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罗马的元老院至少两次用法令禁止希腊化教育，尤其
是修辞——演说教育。但这两次禁止都有它们的政治派别斗争的背景：一次
起因于驱逐两个希腊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因为他们在青年中间散播无神论
思想 （禁令的表面文章说他们宣传“快乐”论学说）；另一次是禁止“拉丁
修辞家”，起因于打击一个具有民主倾向的罗马修辞家，他在自己的修辞学
教程中，列入了民主派观点的题目与范文。
但一切对希腊影响的反对与抗拒都是徒劳的。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
2世纪末之间，“希腊文化还是像滚滚的洪流一样泻入罗马”（西塞罗语）。
这是因为：第一，罗马与希腊（主要是雅典）的社会性质一样，作为上层建
筑，希腊文化适应着罗马的政治、经济基础；第二，在对外征服战争中发了
横财的罗马贵族（原来是元老阶级与后起的骑士阶级）醉心于东方奢靡的生
活方式；第三，希腊语言是当时半个以上的“文明世界”的通用语言，在与
东方各国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斗争中，罗马的统治阶级需要掌握希腊文与希腊
文化。在当时，希腊文化毕竟是古代西方世界的最高文化水平。
希腊文化在这时期逐渐湮没了更原始的罗马生活。这个时代也已为变革
做好了准备，公元前202年征服迦太基后，罗马被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强烈欲
望所驱使，卷入与东方诸国的一连串斗争中。结果，罗马在地中海地区雄踞
首位。对罗马而言，扩大人民的教育范围，以包括希腊语知识（文明世界过
半数的人都说这种语言），是势在必行的了。对希腊人而言，他们并非缓慢
地对其征服者作出贡献。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其中有文法教师，修辞教师，
哲学教师以及各式各样的艺术和自然科学教师，大量地拥进罗马。然而，他
们所受到的眷顾，并非一视同仁。甚至被希腊人的学识所吸引的罗马人，都
非常鄙视这些希腊人的品质，因而并不全盘采纳他们的各种方式。确实，罗
马人是注重实际的，他们几乎不重视理论科学，除非他们能从中获得某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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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利益；他们对任何哲学全无兴趣，只有斯多噶学派除外。因为这个学派质
朴的道德品质和它对于世界秩序的信念，是和他们自己的人生观相近的。另
一方面，罗马人对于修辞和文法的要求甚至比希腊人更为强烈，因而这两门
学科受到了满腔热忱的欢迎，成为罗马高等学校教育的基础学科。
希腊的教育方法引进罗马的细节是模糊不清的，但把引进过程划分为三
个阶段却是可能的。
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72年的塔林敦灭亡之日起，此时许多希腊奴隶被
带入了罗马。有些希腊奴隶是受过很好教育的有识之士，因而找到了适合于
担任其主人家庭教师的职务。其中最杰出的是安德罗尼库士。他把《奥德赛》
翻译成拉丁文 （可能是为其学生所用）。此书在罗马学校里作为主要的阅读
书籍之一的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由于安德罗尼库士所作的贡献，公元
前240年，他获得了自由，直到公元前203年逝世，他作为教师和诗人，享
有巨大的声誉。另一位被提到的半希腊血统的，同安德罗尼库士一道在罗马
作希腊文学教师的，是诗人恩尼士（生于公元前240年），斯维都尼亚在《杰
出的文学家的一生》一书中谈到此人。虽然他们两人都被称为“文学家”，
但是，并无证据能够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文法学校”。普卢塔克谈到，
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由斯普瑞尔士·卡维留斯所兴建的一所学校，已经
标志着这类文法学校的开端。但是，由于缺乏任何资料来证实这所学校与普
通初级小学有何差异（除去它收一定数目的学费外），因此更可靠的结论是：
最早的“文法学者”，不过是大家族家庭中的私人教师。
第二阶段：大约公元前190年左右，主要因为政治局势的缘故，发生了
对希腊一切的强烈的反抗。就教育范围而言，它不仅仅表现在前面引用的加
图的一段话，而且也表现在由罗马元老院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限制希腊教师
活动的行动里。公元前173年，两位伊璧鸠鲁派教师被罗马驱逐出境，“因
为他们提倡享乐主义”。12年后，元老院的禁令更为广泛，以至于在罗马，
没有一位哲学家或修辞学家还有栖身之地。
第三阶段：这次对希腊的反对是短命的。从安德罗尼库士时代起，拉丁
文学 （或是译自希腊文，或是摹仿希腊模式）已经成长起来。而且，到公元
前2世纪中期，在上层阶级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文学的欣赏。尽管当局并不
赞同，这种对文学的欣赏也导致了文法学校的设置。根据斯维都尼亚的论
述，这种真正的系统文学教育的推动，归功于玛洛士的克瑞特士所作的朗诵
和讲演。克瑞特士是佩尔加门学校的校长，大约公元前167年，他因一条腿
骨折而留在罗马。虽然希腊文学起初是主要学科，但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愿
望，就是使罗马教育传统的绝大部分成为优秀传统的愿望，觉醒过来。西塞
罗让西比奥在《共和国》一书中宣称：“听我说啊，我并非对希腊各种方式
茫然无知，但也不是宁可偏向它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