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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推举明经且道行高的做孝廉。科举的胚胎渐趋成熟。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不外由公府辟召，郡国察举，曹掾积升，世胄
承袭以及学校出身等途径，但都要经过中正官品其等第才能授官。这样，取
士大权就操纵在士族手中，引起皇帝与寒门的不满。一些皇帝曾下令停止这
种办法，积极采用考试以扩大皇帝取士的权力，但由于中正取士制度是与士
族制度相适应的，因而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居于统治地位。随着士族制
度的崩溃，皇权的加强，中正取士制也随之衰落，考试制度逐渐取得了主要
地位。
（3）“九品中正”制对教育的影响
①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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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学校的作用在于培养人才，而取士制度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
这反映出取士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十分密切。学校培养人才是养士，养士
是取士的一条途径，这就使得取士制度对教育有着制约作用。学校的培养目
标无形中便以取士的标准为目标，取士考试的内容便成了学校的教学内容。
西周时期，并无单独的取士制度，取士统属于学校。到了西汉，太学的
学生学成后，择其优固然可以进入仕途，但其范围狭小。而地方官学培养的
学生，又因种种关系，能进入仕途的机会也很少。同时因为私学的发展，名
儒教授的私徒大大超过官学学生的数量，如果让他们留在下层，会成为一种
隐患的政治势力。所以必须有一种取士的制度来调剂。这样，学校的教育制
度与取士制度开始并存，取士的范围与功用，远远超过了学校教育。东汉以
来，选举取士渐渐注重考试经术，选士的标准与学校的培养目标相吻合。这
不仅仅促进了经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然而发展到东汉末
期，取士中的清议逐渐失去了作用，而阀阅的势力在取士中的影响逐渐增
加。这就使得学校出身的一般知识分子的仕途发生困难，阻碍了学校教育的
发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产生以后，取士的大权操纵于
著姓大族，造成“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情况，因
而形成一种厚结门第，奔走请托的坏风气，对学校教育产生极坏的影响。由
于“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高门子弟有做大官的特权，他们大多谈论虚玄，
不肯用心学习经术。导致这个时期公卿懂经术的很少，即算学习一点经术，
也是为了谈玄所用。学校教育也因此而废弛很多。但由于取士要考试经术，
对教育仍具有促进作用，使得学校教育得以维持下来，但已大不如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玄学、儒学和道教先后占有雄厚的实力，经学处
于落魄的状况，但统治阶级仍要依靠经学来维持其统治，因而经术成为考试
的唯一内容。这也使得时兴时废的学校教育仍以经术为唯一的教学内容。尽
管经学依然存在，但这个时期的经学已非昔时汉代的经学，而是一种儒玄经
学。汉代的今文经学，历魏晋时期特别是经过永嘉之乱后，已逐渐废绝，代
之而起的是古文经学。随着玄学的兴起，产生了玄学化的经学。玄学大师何
晏注《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以玄注经，开魏晋新经学之先河。西
晋流行的王肃的经学，有融合经学和玄学研究的旨趣。东晋时郑玄的经学占
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尽管经学的根底仍是古文经学，但已汇入了玄学的思
想，博采众说，打破了师法。这种新的学风支配了这一时期的考试和学校教
育的内容。而“九品中正”取士制度的实行则对这种学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引起了学校设置学官和教学内容的变化。
6。玄学家和儒学家的教育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无常，统治阶级思想情绪转趋悲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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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期开始的研习老庄的风气，到魏晋便发展为清谈之风，他们肆志虚
玄，寄情山水，采取一种逃避现实的虚玄、颓废、放任的人生哲学。然而他
们又需要用儒家思想进行统治，因此形成儒道兼融的新学——玄学。这一时
期，玄、儒、佛、道都得到了发展，玄学的“清谈”助长了佛教和道教的发
展，埋下了以后“道学”（理学）的种子。西晋的佛学则利用玄学的“贵无”
思想去解释佛学的“空”，互相利用，使佛学也带上了玄学化的特点。东晋
的佛徒大多谈玄，到南朝梁武帝时，佛学发展到顶峰。由于儒、道、佛的互
相斗争，互相吸收，佛学逐渐汉化。北朝不行佛学，但禅宗得到发展。这时
期的道教吸收老庄的清静无为思想和人生哲学，又抄袭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佛
教的因果报应，并夹杂着阴阳五行、谶纬等内容，发展成为一个宗教流派。
在佛、道、儒、玄的互相斗争中，儒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无
神论在反佛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嵇康的玄学，颜之推的儒学，傅玄和范
缜的唯物主义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1）嵇康及其教育思想
嵇康 （公元223—262年），字叔夜，铚县 （今亳州）人，玄学思想的
著名代表。他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合称为“竹林七贤”，
极力倡导老庄的虚无之学。嵇康年轻时，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老庄之学。他
读书不从师受，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平时，他放浪形骸，不堪拘束，
“不涉经学，性复疏懒，……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为表明他自己好老
庄之学，他说：“託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而拒绝山
涛对他的引荐。
嵇康在政治上反对司马氏用礼教作为统治工具。在曹爽与司马氏的争权
斗争中，他党附曹氏。曹氏失败后，嵇康对司马氏诛除异己，杀害“名士”，
弑君篡权，标榜名教，非常蔑视。他联络一批清谈家，不去为司马政权服务。
当司马昭派钟会去寻找嵇康时，嵇康正在大树下锻铁，不理钟会。钟会嫉恨
在心，便诋毁嵇康，说他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应加诛戮。嵇康因此而下狱。
当他受刑时，有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可见他的威望很高。嵇康的主要
著作有《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家诫》等篇，记载了他的教育思
想和学术思想。
嵇康的世界观是形神并存的二元论。他说：“精神之于形体，犹国之有
君”，这是承认精神是支配的力量，但“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说明
神不能脱离形而独立存在。对于心声关系问题，也表现出“心声二物”的二
元论思想。他认为声心二物“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声音是自然的，不能
“因声以知心”，这反映出玄学家们徘徊于超时空的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
间的矛盾心情。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恐惧失望，就不能不在精神领域中寻找
寄托，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嵇康接受了道家关于自然的观点，注重自然任性，反对儒家的礼乐名
教。他公开宣布“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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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指出：“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
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
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他认为洪荒社会
没有什么名教礼律，人们照样“怡然鼓腹”，而后世造出的名教都是用来束
缚人的，“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
教”。因此，他极力否定六经。他说：“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
故奔骛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
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他又把六经中的仁义当作腐
臭污秽之物，要全部抛弃。他说：“今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