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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年）已达到7000余人。学生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称
呼。散生是凉州所辖的四郡和西域人，可见当时招生范围之广。咸宁二年（公
元276年），设立国子学，取法《周礼》，“国之贵族子弟，国子受教于师”。
这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门为士族子弟另立学校的开始。当时国子助教曹
①
思文说，“太学之与国子学，斯时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是为了“辨
其泾渭”，才于太学外另立国子学。惠帝元康元年 （公元291年）规定：五
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入太学。“两学齐列，双宇
②
为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 ，“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由此可知，
国子学是士族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咸宁四年，国子学
设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选择国子博士的标准是“履行清淳，
通明典义”，并且必须是高级贵族才有资格。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并存，
是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士制度，重视门第阀阅的必然结果，使汉代单轨制
的太学，至此成为太学与国子学并存的双轨制。后来八王之乱，学业渐衰。
② 《三国志·吴志·孙休传》。
① 《南齐书·礼志》。
② 潘岳： 《闲居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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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子监中骑攻下洛阳后，一时间太学与国子学都被毁，成为灰烬。
东晋偏安江左，依靠士族势力得以维持。士族自魏开始谈“玄”，而东
晋比西晋尤加厉害，“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
检”。 《晋书·儒林列传序》中指出：“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
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
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都主张复兴
学校，戴邈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未进后生，
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指出了当时礼乐废弛的情况
和后果。他用“文武迭用，久长之道”的思想，驳斥了一些人“以天下未一，
非兴礼学之时”的片面思想；为了“荡近世之流弊”，他主张“笃道崇儒”。
另外，主张兴学的还有荀菘、袁环、冯■、谢石、殷茂等人。玄学的风行以
及其与儒学的矛盾，已不单单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了。统
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也认识到要维持统治必须要复兴儒学。元帝、明帝、成
帝、孝武帝等都为此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战乱四起，终无大的成就。
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废国子学，专设太学，博士为9人。末年
又增设《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1人，合计博士为11人，以后再增
至16人。自永嘉之乱后，汉时的今文经学多已丧失，太学的博士都讲授郑
玄、王肃、杜预、服虔等人所注的古文经学。这时，王肃所注的经学也失去
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王弼注的 《周易》、何晏注的《论语》、杜预注的
《左传》等郑玄学派的“郑学”。此时尽管有兴学之名，但“东序西胶，未
闻于弦诵”。至淝水之战后，孝武帝采纳谢石的建议，于太元十年（公元385
年），重开国子学。国子学与太学才又开始并存，但两学的学生都不多，总
共也只不过200多人。
两晋的地方官学，主要是由各地的长官开办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如凉州长官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置崇文祭酒。预章太守范宁，设
立学校，学生达一千多人。地方官学中办得最好的是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办
的学校。他“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选置学官，修建校舍，凡是大将
的子弟都令其入学，他自家的子弟也令其受业。他规定，“凡礼教所不及而
①
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 。
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也崇儒立学，目的是取得汉人尤其是中小地主
的拥护以维持统治。赵国的石勒，出身于农民，自己不识字，却大力提倡经
学，用经学来取士。他于公元313年在襄国立太学，同时设小学十多所，各
置博士教授五经。石勒又诏令各郡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1人，大力
提倡儒学。前秦的苻坚，大兴学校，独尊儒学，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此外，
如前凉、西凉、北凉、前燕诸小国，儒学都相当兴盛。儒学对促进少数民族
的汉化过程取得了一定作用，但当时佛学盛行，儒学只是在政治上保持崇高
① 《文献通考》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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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儒生只能传授经学，却不敢反对佛学。
（3）南朝的学校
东晋于公元420年亡国，接着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南朝从刘裕建宋，
历齐、梁、陈，共约170年，南朝由于战争纷起，政权更迭频繁，学校教育
也因此而时兴时废，不很发达，只有宋梁两朝比较重视，并有创新的制度。
刘裕建立宋朝后，为打击高门士族，多选用寒门担任辅佐。永初三年（公
元422年）为名儒开馆授业，如为周续之在建康东郊开馆授徒，讲授《礼记》。
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让雷次宗在建康北郊鸡笼山开办儒学馆，
讲授儒经。次年又令何尚之开办玄学馆，研究佛老之学；令何承天开办史学
馆，专研历史；令谢玄开办文学馆，研习词章。一共四个学馆，各招门徒讲
学。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诏令设立国子学，次年开学，以何承天为国
子学博士。元嘉二十三年九月，文帝又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59人，奖励
老师。故 《南史·文帝纪》称赞云：“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教化，称
元嘉焉。”到元嘉二十七年，由于战乱，国子学便废。明帝太始六年（公元
470年）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置祭酒1人，学士10人，分设玄、
儒、文、史四科。这是我国分科教授制度的开始，对于以后隋唐律学、书学、
算学等专科学校的设立以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纵观刘宋王朝的发展过程，是由四馆到国子学，由国子学到“总明观”，
其间时兴时废，兴短废长。
公元479年，萧道成代宋建齐。高帝建元四年 （公元482年）正月下诏
立国学，置学生150人，以张渚为祭酒，但不久因帝崩而废学，“春置学，
①
秋以国哀罢，曾不及岁” 。后世学者对因“国哀”而废学颇有微词。武帝
永明三年（公元485年），下诏废“总明观”，立国学，令公卿以下及员外
郎子弟220人入学，宰相王俭兼任国子祭酒。王俭将以前“总明观”的藏书
都搬到其府上，在他家开办学士馆。他每十天去一次，监试学生。王俭崇尚
儒术，精通 《春秋》，一反刘宋王朝以来的好文章而不专经业的学风，对当
②
时影响颇大，使得“衣冠翕然，更尚儒术”。但由于战争的缘故，国学曾
一度停办。明帝大杀高帝、武帝诸子，引起内乱，学校便无形之中停开。四
年末又下诏立学，但不到一年，又因“国哀”而废学。有齐二十三年，由于
战争与内乱很多，学校时兴时废，又因两次“国哀”而废学，更使教育事业
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
公元502年，梁朝建立，梁武帝萧衍在位47年，战争较少，文教事业
比较发达。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正月，武帝根据儒道佛“三教同源”的
精神开办五馆，置兼经博士各1人，打破了专经界限。有的精通佛典，有的
兼通老庄之术。当时以明山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