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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采取“以道为本，以法为符”的“杂霸政策”。到了文景时期，清
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更被推崇，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刘邦抱守着“偶语诗
书者弃市”的律条，轻视儒家，曾骂郦食其为“竖儒”，见到戴儒冠而来的
客人，竟取下其儒冠，“以儒冠为溺器”。孝惠吕后之时，当政的公卿大官
皆“武力有功之臣”，大多为黄老之徒。文帝“好道学之家，以为繁礼饰貌
①
无益于治”。而景帝则“不任儒者”。及至窦太后，她更“好黄老之术”。
然而，汉初的儒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地
位也慢慢得到提高。汉高祖一统天下后，陆贾首先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
以马上治之乎”，提出夺天下与守天下的方式是不同的。陆贾又向汉高祖剖
析秦亡的原因是“任刑法不变”，不能“行仁义，法先圣”，因此要“文武
并用”，才能做到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叔孙通更明确地向汉高祖指出：“夫
②
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 他援用儒家礼仪，为汉高祖建立了正规的朝
会制度。在行朝仪时，百官“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使高
祖大为赞赏：“吾乃今日知皇帝之为贵也。”陆贾、叔孙通等人的主张为儒
② 《韩非子·五蠹》。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汉书·儒林传》。
② 《史记·叔孙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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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登上政治舞台初步奠定了基础。惠帝时，“除挟书之律”，吕后除“妖言
③
令”，在法律上又为儒家发展扫清了障碍，使“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文景之世，以黄老思想为基础，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
经济日渐恢复，同时，文化教育也提上了日程。文帝时，贾山首先提出“定
明堂，造太学”建议。尽管未被采纳，但文帝征集诸子传说，设置了《诗》、
《书》博士。博士开始授徒讲学，儒家学说以此为契机开始复兴。同时，文
帝下诏举士，亲自策问，授予官职，开汉代选士之源。在当时，诸侯王中也
兴起尊儒的倾向。如楚元王刘交好《诗》，令弟子皆读诗，并拜穆生、白生、
申公三位名儒为中大夫。河间献王刘德则兴修礼乐，收集先秦旧书，为《毛
氏传》、《左传》立博士。与朝廷的推崇黄老，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汉武帝时，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政治上出现平息
七国之乱后的统一局面，天下太平。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则是如何巩固政
权，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为统治政权服务。汉武帝总结前朝以及汉初
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倾向于儒学。于是，任儒士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
赵绾为御史大夫。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04年）又下令三公、诸侯王等推荐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网罗人才。在廷试中儒士董仲舒提出了“天
人三策”，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于是举起了表彰
儒术，兴办太学的大旗。蛰伏了数百年的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终于破土而出，
应运复苏。
正当汉武帝踌躇满志，想大干一番时，却遭到了黄老之徒、其祖母窦太
皇太后 （文帝的皇后）的强烈反对。她借赵绾的过失，迫使武帝将其下狱，
将窦婴、田■罢官。武帝迫于无奈，只得忍痛割爱。但过了四年，窦太皇太
后寿终正寝。建元五年，田■复相，至此，儒学稳坐了正统思想的宝座，成
为东方世界的统治思想。
②“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实施。设置五经博士，重定选士标准，尊孔
读经，这是两汉“独尊儒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举措。
汉武帝在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之后，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
博士都罢免，对凡在对策中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此时，“所
举贤良，或治申 （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
①
皆罢”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令置“五经博士”，这是“独尊儒术”
的最突出的措施。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著作被推为“经”，自
此开始。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个政策，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得到
武帝批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于长安城南为博士弟子员筑校舍，官
办太学诞生，经学被钦定为政府的官学。从此，攻读儒术成为为官取禄的必
由之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
③ 《隋书·经籍志》。
① 《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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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五
①
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在朝廷的劝导下，经学繁荣起来。
除在学校对经学进行学习研究之外，两汉一些皇帝为表示提倡儒学并藉
以统一对经学的注释，也往往召集一些经学家进行讨论，以达到统一思想的
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的白虎观讨论。在白虎观会议上，经学家们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将
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法典化，最后编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
两次都是今文经学的讨论，后来今文经学朝着烦琐和迷信的方向发展。西汉
末年，谶讳之学盛行，到东汉尤加提倡，使之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更利于
统治思想。
所谓今文经，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而由教师口授的儒家经典。而
古文经则是用先秦的籀文写成的儒家经典，汉时籀文已废，故称之为古文。
在汉初，古文经已陆续发现，虽有传本，但藏于秘府，未立博士，不列于学
官。哀帝时，刘歆在校阅群书时，发现了用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毛
诗》、《逸礼》、《古文尚书》，于是欣然上书，要求朝廷在太学中设置古
文经学官。这样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第一次今古文之争。当刘
歆与博士们 讨论时，遭到博士们一致反对，刘歆就指责博士们“专守残，
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致博士们的反对浪潮更加汹涌。光
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古文经没有被立为官学。
到平帝时，王莽辅政，刘歆回到京师，任京兆尹，封红休侯。此后他再次提
倡古文经， 《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遂被立为官
学。古文经学才得以广泛传播。
其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文字上的差异，而是它
们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今文经学以五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崇奉孔子为
哲学家、政治家。而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皆史，崇奉的是周公，认为孔子是
史学家。另外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较重，在释经上常常穿凿附会，曲意奉承，
随意解说。而古文经学则迷信少，更注重于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光
武中兴，复废古文，但古文经已步入学者的书案，在学术界极为流行。汉末，
郑玄等人又提倡古文经，势力很盛。从魏晋至隋唐的儒家都站在古文经学的
立场上，经过宋元明的理学时代，直至清代复兴的汉学，都属于古文经学，
也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