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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特务头目叶翔之介绍，进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主要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恬动，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我党外围组织，是戴笠心目中的干员。沈之岳善于伪装，又读过《向导》、《社会主义ABC》等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又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自认为文武双全。
抗战前一段时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他父亲与肖致平虽认识，却并非什么世交。那么，肖致平教授何以承认这个说法并且让化名沈辉的沈之岳随同自己去延安参观访问呢？是不是肖致平有意而为之？由于年代久远，这已成了悬案，以至于前些年海外有报刊指出肖致平有两重性，他与军统上层有过一段暧昧的令人生疑的关系，没有他的帮助，军统大特务沈之岳是很难进入延安的。
沈之岳设法冒险潜入延安，是为了执行伺机谋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绝密使命。他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还向他的直接上司、军统驻陕坝工作站站长毛人凤立下军令状，表示他只要潜入中共严密控制的延安，定然不会失手，他将相机行事，力争刺杀行动成功，作为对党国的报答。毛人凤是戴笠安插在陕西的心腹，他表面是户县政府的书记员，沉默寡言、敬职本分，实际上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奸诈阴毒、多谋善算，喜怒不形于色。他与戴笠是浙江江山同乡，关系极为密切。戴笠曾有意让他潜入延安，他深知中共政保部门的厉害，没敢拿性命去冒险，却一直在物色手下的特务。从军统西安站调到陕坝站工作的沈之岳主动请命，真令毛人凤喜出望外。
沈之岳在洋溢着抗日气氛的延安待了一个多月，却不能不处处小心谨慎。他总感到自己处在一双双眼睛的注视之下，稍有闪失定然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为自我保护计，他迟迟不敢与先潜伏在延安的同伙接头，甚至不敢走近枣园的毛主席夫妇住地和杨家岭中央机关驻地以避嫌。边区保卫处自收到重庆的调查回复后未再找他谈过话。
一天，沈之岳去“抗大”操场打完篮球比赛回来，在自己住的窑洞前的老榆树下发现有同伙来找过他的标记：是两块土疙瘩叠放在一起，这是他潜入延安前与毛人凤定下的标记，相当隐蔽。他既高兴又感到惊恐，趁住同一窑洞的几个教育部干部还未回来，他东找找西望望，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纸上用暗语写着两行字，约他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不由得心惊肉跳、浑身冒汗，他取出火柴烧了纸条，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敢去，与这个未曾谋面过的同伙的联络也就暂时中断。
又过了些日子，沈之岳奉科长之命去延安城外飞机场，找国民党一方的高仲谦县长签办一个公文。县政府原先在城关内大街上，原为清末的县衙门，几个月前日军6架飞机空袭延安，县府大堂被炸毁，办公人员死伤好几个，高仲谦只得去飞机场边的窑洞办公，挂出牌子。那孔窑洞很大，里面有飞行员宿舍，还空十几张床位，可作县政府员工、眷属的住宿之处。高仲谦的妻子高秀蓉也住这儿，她总是愁眉苦脸。
高仲谦签完公文，与沈之岳聊时局，他很健谈，夸耀自己守土有责，善于与中共方面周旋，已多次见过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邀他担任边区议会参政员但他谢绝了。眼下，他的压力很大，正为在飞机场窑洞边再挖几个窑洞供县府办公使用而与八路军留守处司令肖劲光交涉。
在送沈之岳离开时，高仲谦突然说到：就他所知，潜伏在延安城内外的党国同志正在策划搞一连串的破坏行动，旨在动摇中共在陕西根据地的政治基础。高还说米脂、绥德的地方保安团已着手准备作配合，计划在延安局势出现动乱时就对当地八路军驻军动手……
沈之岳听了不由大吃一惊，他知道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甘泉县县长杨烈是中统干部，鄜县县长蒋隆延则是军统干部。但他并不知道被重庆方面认为有“亲共”倾向的高仲谦仍是自己坚贞的同志。当下他与高仲谦紧紧握手，小声表示他一定会有所作为，希望高县长多保重。
尽管如此，沈之岳想来想去，还是不敢有所行动。他甚至不太相信米脂、绥德等县的国民党保安团会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八路军留守部队的对手。临阵退怯使得沈之岳终于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
经过沈之岳的再三要求，他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扎起皮带和绑腿，过起军事化生活。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康生还当着罗瑞卿校长等领导的面表扬过沈之岳，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
沈之岳俨然从里到外都换了个人，还向普干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上考验他。应当说，沈之岳是一个没当过演员的称职演员。30多年后，沈之岳在台湾扶摇直上，当上国民党政权的安全局中将局长，他比旧日上司毛人凤以及季源博、张炎元等特务头子更走红，且成为蒋经国的心腹。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年进出延安的经过，大吹特吹他如何与延安中共保卫人员周旋、斗智斗勇云云，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
（四） 周兴和王范密切配合，周兴坐镇边区保卫处指挥全局，王范则主动出击，摸情况找线索，争取及时挫败敌特的阴谋。王范平日不穿军装，喜欢穿上海工人常穿的藏青布工装，头戴一顶鸭舌帽。他身体壮实，爱好体育，打篮球、跑步都很在行。他有丰富的对付敌特的经验，常在化装后深入民间，还在边区民众中发展了一些眼线，以利于了解敌特活动情况。经过一段时间侦查，他发现延安城外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很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小杂货店老板接头。那个老板名叫谢仁义，当地人，约40多岁，据了解，他几年前曾在西安一训练班受过训，红军进驻延安后，他在延安城郊重操旧业。他表面上挺进步，但显然在进行隐蔽的活动，过去他与超尘等一伙中统特务就有过联系，他的小店极可能是一处地下联络点，后面一定还有指挥者。
王范及时向周兴作了汇报，商定为不打草惊蛇，派出保卫人员暗中进行监视布控。1939年初，经观察，发现谢老板不定期去七里铺一乡镇小学，与一位黑瘦的张姓小学校长接头。同时中央情报部门负责人邓发和李克农先后转告边区保卫处：军委的监视电台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密电码正在破译中，而距延安仅50多公里的绥德县一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国民党特工的秘密电台在活动，很可能是敌特在策划重大的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中央要求边区保卫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
王范带上几名助手，深入乡间摸情况。在掌握了一些证据后，他当机立断，秘密逮捕了谢仁义和张姓校长等7名特嫌分子，那个还俗的僧人在开枪拒捕时被当场击毙。经过突击审讯，被捕者均供认正策划一次很大的连环破坏行动，勾结延安城外15公里的一堡塞的地主武装，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伺机埋地雷并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一行。因他经常骑马外出，去绥德、米脂、甘泉等县办军务，而他每每又令高仲谦、何绍南（国民党方面行署专员）等官员穷于应付，特务对他恨之入骨。与此同时还来个声东击西，派特务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
另据已被拘捕的县长周景龙供认，听说上级早就派出一名全能杀手潜入延安，主要是计划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也不知是何等人物。周景龙还供认：米脂、绥德的保安团只等延安这边得手就发动暴动，进攻当地八路军驻军和民众抗日自卫军，并将队伍拉向绥远……
敌人的阴谋很毒辣，如果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周兴、王范立即向中央作了专题汇报，并与负责党中央警卫工作的杨奇清、汪东兴碰头，制定保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万无一失的措施。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一网打尽，在我方严密大搜捕中，有30几个被捕，其中有杨烈、蒋隆延等反动县长，还有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奸细9人。独有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