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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病死前数月，还有件重要事情可表：崇德七年阴历十月，西藏的达赖五世派使者迢迢赶至，奉满清为“正朔”。这件事让皇太极又意外又惊喜，本来他不信佛教，如今他一反常态，一个一口阿弥陀佛，向达赖五世的使者表示自己崇信佛教，并遣使奉大批珍宝回访藏地，向达赖及班禅示好。
崇祯帝的大错之六 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满清虽然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一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满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是朱明王朝是推翻蒙元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犬羊”的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流贼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满清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国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清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窜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汉奸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满清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满清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满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责任声称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根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按在他头下。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他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热兵器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力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性，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强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