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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
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1936年8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
民代理书记长。这样,至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
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肖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
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肖赞育居第二把
交椅。连江西的桂永清、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
数是留俄和留日的,而贺衷寒既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1933年下半年,在南京的留俄学生200多人发起成立留俄
同学会,贺衷寒虽被选为理事长,但因同学会负实际责任的是非黄埔出身和非复兴
社分子的代表段诗园,致使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控制。贺衷寒便与
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开会,说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都非常需要人,所有留俄学
生都可以包干安排,因而许多留俄学生部被贺、邓拉入了自己的控制圈。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发表演
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
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
动”等活动。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他对“蒋介石教义”
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
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贺衷寒写文章
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
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
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
共”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5年11
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
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六、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积极主张“讨伐”,遭到蒋介石破口大骂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
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
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
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
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
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
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
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
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
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
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
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
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
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
“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
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
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
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
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七、蒋、贺相互看透,久相互利用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
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
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
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3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
(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
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
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
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
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7月,三青团在武汉成
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
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
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
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
重庆影息一时。
1940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
职,加上其8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
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
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
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
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
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
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3个命根子。这3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
看守;同时他又让这3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3个方
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3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
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
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
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
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
‘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
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
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
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
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
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
但由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