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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深圳后，这种印象更强烈了。记得初来深圳时，由于连续几天都没有找到工作，心情烦闷，于是和一位朋友决定去歌舞厅坐坐。那时我在内地月收入不足40元，内地歌舞厅门票一般是1块钱，我们想充其量也就是10元一张。当我们随着人流进入电梯，上到上海宾馆顶层的歌舞厅时，发现门票居然要30元一张，而我们两人总共才带了50元，于是慌忙对迎宾小姐说：“我们没带够钱，回去拿了再来。”小姐说：“没关系。你们先进去一位，有一位回去拿钱就行了。”我们连忙说：“不用了。我们一起回去拿。”当我们回头走到电梯门前时，却傻了眼——我俩都不懂坐电梯。这时小姐发现了我俩的尴尬，微笑着走过来，帮我俩按开了电梯门。当时我真恨不得有个地洞一头钻进去。
我想起美国有部电影叫《逃出生天》，当我俩狼狈地逃出上海宾馆时，我真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贫穷的我俩只好找了一片草地坐下来，我们感慨着自己的卑微，感慨着人与人的不平等，最后我俩击掌明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个名堂（我那位同伴现在已是深圳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一个人无论现在的处境如何恶劣都不可耻，可耻的是你接受了这种处境。我们现在贫穷、低微，这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我们接受了这种卑微，而不力求改变。
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选择生活道路、生活方式，起码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以改善。
我们不能因为出身的劣势，而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要点：
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
最近去新加坡旅游，晚上转到一家大商场里的店铺，当店主听出我不是台湾人而是大陆人时，就以关门为借口要我出去。当时我本也不想买东西只是随意转转，于是懒得与他理论就出去了。岂知不止我这样的普通人受辱连我们的羽毛球世界冠军也有这样的遭遇。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
前去新加坡参加尤尼斯——日升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的6名中国女球员，晚上在滨海广场购物中心购物时，与一家商店的店主发生争执。这6名球员是张宁、周蜜、龚睿娜、谢杏芳、戴韫与胡婷。龚睿娜是去年世界锦标赛的女单冠军，张宁则是本届新加坡公开赛的卫冕冠军。据张宁说，该晚大约8时，她们在酒店附近用完晚餐后就到邻近的滨海广场购物中心闲逛，她们走进三楼一家卖女性装饰品的商店，店主黄泰理以他要用晚餐为理由把她们赶出店。她说：“我们只在店里呆了两分钟就离开，－谁知道步出店门不到10米，那名职员就骂我们是臭婆娘、‘中国鸡’等不雅字眼。当时我抱着息事宁人的心理，劝队员离开不跟他吵，谁知道下了楼他还追上来骂。”龚睿娜则声称，黄泰理骂她们的话非常下流、非常难听。她说：“他还骂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甚至连我们的妈也骂上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他还说要报警，同时叫我们不要再让他看到。”
事后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筹委会主席杨祥和为此公开道歉，但因道歉信中有“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字样，致使不少新加坡人致信《联合早报》谴责杨无权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因为骂人事件仅涉及店主黄一人。
身为大陆普通人的我们有许多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意周游世界，但我们呢？以前是自己国家不让出去，现在可以自由办护照了，但别的国家却像对待群氓一样轻易不给签证，即使拿到了签证，出去也被人当作三等公民。难道我们低人一等吗？其实不仅别人瞧不起我们，大陆人自己也常常看不起自己。
记得以前看王朔的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人分为几等，而将自己国人却总是放在最后的那几等里。
我们为什么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待遇，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贫穷，我们落后吗？
中国的确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像邓小平说的：又大又穷。我们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2。4％，排位世界一百多名。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按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中国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以城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但我国又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可为什么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就落伍了呢？
落后总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呢？历史学家会寻找历史的原因，社会学家会寻找社会的原因，其实我认为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人，没有重视“人”的权力。
比如在企业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尊重，不被重视，不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场所，人天性中的上进心和创造性必然会遭到扼杀，他又怎么可能在企业中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潜力呢？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家不是某些精英的国家，而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要使国家繁荣富强，就要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能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形成一种尊重“人”的文化和体制，让人人都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充分保障人的权力，真正地实行民主政制，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百花齐放，这样才能释放出人民的才智，充分发挥人民的潜力，进而发挥出国家的潜力。所以尊重人，实行民主与自由的政制，不仅是人权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最深厚动力。
但我们呢？我们的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人。中国的特色就是强权都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的利益，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自我标榜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除了神话中的尧禅让给舜，有哪个不是抱着“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什么时候有过华盛顿呢？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其实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强权者个人及其小集团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冲突时，前者就变得至高无上。
在西方最为人推崇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兴起时，甚至认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不是封建制而是家产制。在韦伯看来，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制度。领主与封臣的权利与义务是有契约来规定的。这些契约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这样权力不是专断的，而是有规则的，可以预期的。这样在契约范围内人就不受专断权力的干预，从而有了竞争与发展的空间，也就保持了人的主动性和向上的精神。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跟中国对比，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制度不属于封建制度，是家产制度。家产制最大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这种统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统治者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由于这样一种统治的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因此，在中国，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就是当官。人都是有理性的，你有了钱，在欧洲可能会去办一个工厂，而在中国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做官。在中国最划得来的投资就是供小孩读书做官或买官。这也就使得在中国社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受到抑制。
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思想，官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老百姓只是别人“逐鹿”的对象或工具。为了使这种工具更驯服，我们的各种思想、道德、伦理和教育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皇帝被叫做天子，是代表天的意志的，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人都是奴才，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奴才要忠于主人，也就是要忠君，所以影响中国人才取向的风向标——科举考试，考得是八股文，是专为愚弄、统治老百姓服务的，是制造高级奴才的工具。即使到了现代，在文革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