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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永远存在，而且因为世界的纷乱危险，反更增加了人类对于宗教的寻求。”“所以今天在中国谈文化运动，也绝对不能对宗教拿一笔抹煞的态度。好学深思的人，应该把宗教与科学谋求一种彼此相安，彼此合作的道路，才是新文化运动的正轨。”又云：“因为宇宙是无穷，人生也无穷；宇宙和人生的知识更是无穷，在真理的大海上，稍为获得了一种知识，便‘予智自雄’，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经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夫本立而道生，基督圣道，宜为人类文化之基石与南针。无论‘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俱不能解决人类之问题。科学哲学，无论其如何进步高深，俱不能穷宇宙人生之奥秘，终“不能测透上帝丰富的智慧，知识与判断；”（参看罗十一33～36）终不能超越物质与自然的范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人类问题的究竟，乃超乎时间空间，超乎物质自然。楚伯乐氏（Dr。D。E。Trueblood）谓现代文明，乃似‘瓶中之花’，虽属鲜艳夺目，却已失其命脉，不久必趋凋谢。此乃人本主义文化之致命的缺陷。唐君毅兄在新亚讲演，亦尝宣称：“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均只能在现代文明之偏蔽之压抑下，在一种托儿所之态度下来求生存；”“但今天人类已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之东西”。惜其不知人类所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其症结端在人类悖弃宇宙万物之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以是人类文化遂成无根之木，跛行失调，没落解体。故人类之盼望，非在科学哲学，非在西方东方；而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上帝──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本源。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P。A。
Sorokin）一再著书，警告世人，略谓“证诸史实，一切革命运动，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的努力，结果亦均心劳日拙，治丝益紊。今日人类之危机，乃在文化之解体；一切人为的制度，均无绝对的价值，祗有超越向上，寻求上帝，‘先求他的国和他
的义’（太六33），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人类文化之更张，纯化与提高；一以上帝为中心，惟求上帝之荣耀；社会国家，世界人类，庶有希望。”此尤为谈文化运动者，必有之根本的觉悟。
（另详拙著：‘基督教的社会观’，与‘基督教的文化观’）
㈢关于证道态度──弟本亦为强烈的人本主义者，回忆抗战期间，困心衡虑，奔走呼号，倡导‘自力主义’几乎自比‘教主’。（详见曩岁拙著：⑴‘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⑵‘中国民族之改造与自救’等书，商务版）而今日我国人文主义宗师，乃弟曩年志同道合之畏友。近年信仰之剧烈转变，实乃由于真神之启示与大恩。此中转迷成悟，‘出死入生’之经验，实非人智所能窥测；而所撰护教辩道之文字，乃全凭其‘己立立人’‘人溺己溺’之赤诚，绝非好同恶异，入主出奴，如公所谓“对人斥责”。基督徒入世超世，“为世所恨”（约十七14～16），主耶稣早经启示。耶稣基督，以神之尊，降世为人，“柔和谦卑”（太十一29），甘与税史罪人同席（太九11）；惟对当时宗教的人文主义之宗师──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其关闭天国之门，自己不愿进去，又不容人进去，则严词“斥责”不遗余力（太廿三章）。使徒保罗，对当时哲学家，不仅当众争辩（徒十七17～18），抑且斥为“虚空的妄言”（西二8）。当第二世纪至经四世纪，诺斯底异端，承柏拉图之余绪，综合哲学思想，妄倡以‘知’代‘信’；其时教父辈出，起加“斥责”，蔚为教会光荣之只页。吾人于德行上，固当绝对谦卑，先除己之梁木，不可论断他人，吹毛求疵（太七1～5）；惟于真理，则应坚贞持守，不可因谦卑而妥协，自丧其信仰。使徒保罗，鉴于“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之言，”特嘱提摩太，“务要传道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四2～4）现在一般所谓‘信徒’，平时既绝不祈祷，谨守礼拜，又不研读圣经，根本不知圣经真谛，（详见拙著‘原道’第三章）致每惑于世智，迷于俗见，从而动摇信心，随从异端（弗四14）。而所谓现代派神学家，又复倡导‘理性主义’，蔑视天启，不信圣经；甚至目无真神，谓‘理’即‘神’；妄拟糅合各教，创立所谓‘合理的宗教’，提倡‘中华神学’，‘本土神学’；使神示宗教，与人为宗教，混为一谈，名存实亡，此实教会莫大之隐患！基督圣道，乃为圣示天启，绝非‘世俗小学’（西二8），真神既为独一至尊，圣道自亦独一至尊，真正信徒，均当有此基本认识，绝不可惑于‘道并行不悖’之谬见，更不可阿世徇情，模棱两可。天国之门，仅为重生得救者而开（约三3～8）；非予智自雄，自负自义之士，所得而入。前年林语堂先生，撰书改其“骄气与淫”（老子斥孔子语）地真神启示之基本信仰，仍复置疑，弟深怜之。我国承中西文化哲学之遗毒，欲求圣道弘扬，首应廓除一切似是而非，习非成是之成见错觉，此乃卫道护教当仁不让之圣责，绝非争一日之短长。语云：“大义灭亲。”“春秋责备贤者”；是则为道争辩，与恶意论断，二者当有分际。而弟所以为主见证，实乃‘人溺己溺’，不忍缄口坐视耳，岂好辩哉。耶稣基督，自天降生，为欲拯救世人；乃“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一5；11；三19）无怪其慨然叹曰：“我可用甚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搬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以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史和罪人的朋友。”（太十一16～19）是则传道人，目睹世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大声疾呼，警告悬崖勒马，反被吾公误会，以为论断“斥责”，复何足怪。
惟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基督圣道，既为圣示天启，则欲明道起信，首当明辨神智之分际。盖一为“万古隐藏不言之奥秘”（罗十三25），须藉圣灵而显明（林前二10）；一则乃为“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西二8）世人若不真切悔改，皈依救主，必欲迷信世智，执持成见，以“人为万事的尺度”，（语本人文主义鼻祖Protagoras）则‘缘木求鱼’，‘水底捞月’，“终必归于无有。”（林前十三7～9）“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其所见证，均为属天之事；故滔滔世人，徒恃科学哲学之俗见，追求圣道，终难信受（约三10～13；31～32）。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噶氏（BlaisePascal），年仅十六，即已完成关于投影几何之名著；青年时期，已作各种惊人发明，对科学方法作钜大之贡献。但于人生奥秘，却不能领悟，痛苦烦恼，无以自遣；尤感人若离神，境况悲惨，而科学又终不能解答其疑问，遂转而研究圣经。某夕诵约翰福音，神忽向其显现；当年摩西所见‘荆棘口之火焰’，充满其室，上获圣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廿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半之事。自是茅塞顿开，转迷成悟；始知人间遗传，科学哲学，不能使其认识上帝。盖上帝的存在，非人有限的理智，所能证明。人之起信，乃在一心，非凭理智；圣道之奥秘，非人知所得窥测。信仰乃实在的，具体的；理智乃思辨的，抽象的。而上帝乃有位格，非一概念；故人之信仰，非理智的虚构，乃为基督里的实在。巴氏见证：当足唤醒予智自雄者之迷梦。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得神启示，述其所见之异象曰：“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启五1～4）此乃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凡俗宗教家之悲哀。惟“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