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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十七30～31）作者本‘人溺己溺’之怀，将生死祸福之理，流泪垂涕，向国人剀切陈明（申三十19）；惟望国人大彻大悟，在全知全能的真神之前，去其“骄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虚心痛悔，学习谦卑；尤愿上帝本其无限之怜悯与慈悲，赐福读者，籍此小册，上承灵光，进入真理，信奉圣道。衷心祷之！
章力生
三年四月救主复活节于美国高敦大学神学院
（注一）现已改为‘系统神学’（著者附志，一九八五年）
序 言 三版序言
凡销读圣经的人，大家都知道，保罗逼迫教会，“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当他在大马色途中，“忽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到天上的声音，就应神呼召，“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徒九1～22）。但当他想到亚西亚去的时候，便被圣灵禁止，要他改变方向，转向马其顿去，（徒十六6～10）。这一个转变，乃是要他先去占领当时的战略中心，去攻破希腊罗马人文主义的坚固营垒。因为保罗大有才学，不仅能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辩论，且能和希腊“以彼古罗和斯多亚”各派人文主义的哲学家雄辩，（徒十七16～31，十九8～10）。保罗冒险犯难，不辱使命，至死忠心，确已“打了美好的仗。”（提后四7）。这乃是基督圣道和希腊罗马人文主义抗衡的历史考验；但是基督圣道和东方（中国、印度）人文主义的会战，正待开展，亟需我们积极应付。（参阅拙著‘世界宣道战略中心’）。
宣道学家克雷默博士（Dr。HendrickKraemer）于其所著‘基督圣道与异教世界’（〃TheChristianMessageinaNon…ChristianWold〃；P。P。57；385）一书中说，“基督圣道和人文主义的大会战，第一次乃在西方──希腊、罗马；第二次乃在东方──尤其是中国，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将为基督圣道和人文主义第二次大会战的地方。”教会史权威斐理夏夫（Dr。PhilipSchaff）也重视东方，他认为“基督教的劲敌，乃是印度教，佛教和孔教，此需学有深造之士，始能应付。”（参阅氏著：〃TheologicalPrepaedoutic〃；P。313）。荷兰大神学家和大政治家凯伯尔氏（Dr。AbrahamKuyper）认为“人类的根本问题乃为基督圣道和外邦异教的衡突，”而且强调其重点乃为东方，“世界问题，最初从亚洲开始，最后要在亚洲解决。”（参氏〃LecturesonCalvinism〃；P。148）。海外基督使团（前中国内地会）总裁戴绍曾（Dr。JamesHudsonTaylorJr。），当其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的时候，训勉学生说：“保罗，约翰向当时的异教一再辩驳，不遗余力。新约书信，可说大部分都是护教作品；整个教会史，也可说是一个护教的叙述。中国文化十分独特，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需要护教的地方，也是最难护教的地方。”（见该院院刊廿五期）。史家汤恩倍氏，发表他对世界前途的意见说，“二十一世纪将属于中国。”（见NewYorkTimes；April2；1969）。
中国素来号称‘文物之邦’，我国社会，向尊文人，士农工商，士居其首，中国文人，在社会上乃有其尊贵的地位。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想以一家之言，定天下于一尊。秦始皇鉴于文人势力之大，为求维护他极权专制的政权，竟用残酷不仁的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说，罢黜百家，统一思想，提倡尊孔，儒家学说，遂成正宗。后又利用科学制度，以文取士，儒家思想，益复深入人心。唐代佛学大兴，但宋明理学，融合儒释，又加入道教思想，故数千年来，儒释道三教，形成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主流，（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成为敌挡基督圣道坚固的营垒。民国以后，又有新文化运动，胡适之等，引狼入室，请西方人文主义者，罗素杜威，来华公开讲演，轰动一时，撒了无神唯物主义的毒种，为共产运动铺路，造成中国民族空前的灾祸。
著者青年时期，受了这种思想的毒害，非常左倾，敌挡真道，立志要消灭中国的基督教，又以‘反教’而动了写作的兴趣。但其时醉心西学，不通国学，苦难执笔。于是发愤研究国故，初用‘英文四书’，对照自修，继续读经书百家之作，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文，（孰知“人的忿怒，要成全他的荣美”──（诗七六10），上帝便因此准备我人事文字布道圣工。参拙著‘从反教到辩道’）竟一举成名，廿一风就在北平做了大学教授，令全校惊奇，甚至校长也来听课，不仅使我升格，且介绍我到美国大学教书，余文并蒙西文作家章行严（即章士钊，时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说我文气浩荡。到了中年时期，我又沉迷儒释道三教，且以复兴东方文化宗教为己任。抗战以后，我坚决辞去中央党政职务，在故乡太湖之滨创办江南大学，占地五千亩，以为复兴运动的基地。当时我国人文主义的宗师，钱穆、唐君毅先生等，都与我热心合作；尤其是钱穆先生，被余精诚所感，竟愿关闭他自己所新创办的学院，（即现香港新亚书院之前身），屈就江大文学院长，实属难能可贵，学术界认为奇迹，是亦可证我当时倡导人文主义之热情。甚至中央政府，也特加赞助。当时的国策，因为共祸泛滥，共党渗透学府，煽动学潮，以是不准私人创办大学；甚至前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办建国大学，也不能如愿，仅准办一学院，且未立案，因此劝我勿作梦想。孰知政府对江南大学，特加重视，因为深知我的宏愿与雄图，不但有利国家民族，而且将造福世界人类，于是破例，特准立案。一九五Ｏ年，我应印度之聘，前往讲学，企图联络彼邦首领，共策进行，以其实现我兴邦救世的幻想。孰知行抵中途，上帝竟封闭赴印之门，旋即上承天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彼前二9），恍然大悟，始知人文主义，乃是把以往认为与我有益，并可救国济世的满腹经论，治平之道，视为有损，万卷名著，当作粪土，乃尽弃所学，五十三岁重作婴孩，潜修圣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腓三7～14）；夜以继日，著书弘道，和以往与我志同道合的我国人文主义的宗师竭力争辩！（详见拙著‘救世之道’）。
但这一个人生的奇变，绝非“出于自己”，乃是“本乎神恩”
（弗二8），且有神的计划，要我先经过数十年在世界的洪炉中，长期苦炼，对“世上的小学”，作切实研究，使我千锤百炼，知彼知己，以备灵战，为道争辩，起兴人文主义者搏斗！故事书非同一般学术论著，仅为头脑产物，实乃数十年血泪之结晶！惟是我们任重道远，不能孤军奋斗，尤需群策群力。英国名作家卢益世氏（C。S。Lewis）鉴于人文哲学的危险，大声疾呼，说世界最大的危险乃为知识分子。世人但见军事政治首领，祸国殃民，为害世界；殊不知文化学术界首领，乃更危险，因为他们思想乖谬，敌挡真道，正在引导人类日趋毁灭而不自知！一九五一年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发表一篇专文，统计分析二十世纪一百种所谓重要哲学名著，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著者，都不信上帝，而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强烈的反对圣道，可见人文哲学势力之雄厚，不容漠视。惜教会学者，学而不思，放弃了他们思想的领导权，致滔滔天下，蚩蚩者氓，莫知适从，遂以人文主义者的马首是瞻，致为魔鬼留余地，教会自食其苦。（参Dr。J。GreshamMachen：⑴〃ChristianFaithintheModernWorld〃；⑵〃WhatisChristianity〃；PP。158；169）。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民族，同时又历经各种革命改造运动的激荡，致受到东方西方两种文化思想的威协。一方面是“祖宗所传流”下来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我们掳去，”（参彼前一18；西二8）；
一方面是西方叛道文化之流毒，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等，引狼入室，请西方人文主义者来华讲学，注射唯物无神思想的毒素，为共党铺路，造成民族空前的惨祸。中国圣徒，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传统，以及世界动荡的潮流，应有深切的认识，而处在这东西两大人文思想潮流，内外夹攻的情况中，我们如果真正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允宜有博古通今的诸般智慧，检往察来的属天异象，才能阐发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把中国同胞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参西一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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