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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国内市场,客观地讲,明代商业是自中国先秦以来,最为繁荣兴盛的时
代,唯有宋代商业可以与之一论,其余炎汉、盛唐皆非其匹。如果不以其发
展本质而仅以其市场规模而论,明代同样不输于西方。
表现在文化方面,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旗帜,打着复兴招牌,开
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明代文化自不能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但以其市
俗和商业品位而言,明代文化尤其明代文学同样出现新的历史转变。西方有
宗教改革,中国有泰州异端;西方有伟大的艺术创造,中国有《牡丹亭》和
强调个性的画家集团;西方有杰出的《十日谈》,中国有伟大的《金瓶梅》。
但是,毕竟双方的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基础不同,国家管理体制不同。
中国古代属于儒学国家,从来没有什么政、教合一的社会现象,所以中
国的封建文化,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段落中,是最为成功的文化。然而,
其历史既久,其转向亦难。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特殊社会结构的重农国家,以农立国,由来久矣。明
代虽有发达的商业,但商与农比,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近代商业如春
风吹绿江南岸,挡也挡不住的;明代的商业,却似一支红杏出墙来,看着固
然美丽,争奈基础不行。
西方的社会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政、教分开的历史大变化,明代却依然
是在维持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双方的差异在于:明代体制已成强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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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末,西方新体制却在初建之期。
可以这样讲,15、16世纪的中国,是外变内也变,民变官也变,俗变雅
也变,你变我也变。
所谓外变内也变,即外部世界在变化,中国内部也在变化,而且变变相
通,至晚在16世纪,就已经有传教士把许多西方文化带入中国。这其中最有
影响的人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生于1552年,大约与布鲁诺、康帕内拉、蒙田同时。他于1582
年8月7日抵达澳门,从此开始了他影响弥远的中国之行。利玛窦之后,还
颇有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如利玛窦的同乡艾儒略,西班牙人庞
迪我,法国人金庄阁和德国人汤若望等。这说明传教士来华,不是一人一地
之事,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向东方作历史传播的一个环节。这些传教士来
华布道,一在神学,二在科学,论其实际作用,则科学更胜于神学,中国本
非宗教国家,接受基督教尤其不易,况基督文化并非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特
点。科学则不同,西方近代科学,一入中国,便生面目一新之感。他们带给
中国人的有完全西方式的几何学、天文学种种。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即
由他们带来。而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有所心得又起到传播和本
土化作用的中国学人也出于此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明代西学
先驱徐光启。据《明史·徐光启传》介绍说,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
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徐光启
死后,时人赞慕他说:
“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
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撰文。”
但这对联有些夸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入欧洲,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
化;西方科技进入中国,却启迪不多,变化不大。所谓“经天纬地,奋武撰
文”,不过“一个臣”而已。西方近代科学远远高于明代的科技水平,虽然
中国古代数学等自然科学也称发达,但那方式不合近代科学的需要。现在新
学进入中国,勺水微澜,变化无多,其原因,自不在徐光启等人身上。实在
彼时的中国的社会还缺少这样的文化基础。但毕竟有西学进入,总是一件好
事,它在中国儒学传统的文化大网上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
明代思想的演变,或多或少,与此相关。
所谓民变官也变,是指明代官、民成份和思想发生显著变化。虽然依然
以农立国,但工、商业确有发展,消费市场达到新的水平。富商大贾,几乎
随处可见;官、商参差,成为新的特点。唯其如此,才有了如《金瓶梅》中
西门庆一类的豪商劣绅,西门庆可说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典型。他身上既有
旧的封建文化气,又有新的市商气,还有官僚恶棍气。在一片污浊之中,也
有新的世风混杂其间。西方近代文明,开始肯定和张扬个人价值,而这种肯
定和张扬,常常首先表现在享乐与纵欲方面。过去总是讲道德,讲信仰,讲
忏悔,讲忠、孝、节、义,讲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此番发生变化,让这
一切都滚一边去。这样的认识,在西方近代史上的思想家中,固然并不少见,
在《十日谈》之类的文学名作中,更是在所多有。昔日不能说的,今日偏说;
昔日不能讲的,今日偏讲;昔日不能思的,今日偏思;昔日不能唱的,今日
偏唱。有明一代,此类文化现象甚多,如《三言》、《二拍》,如《桂枝儿》、
《夹枝桃》;如极具个性的戏剧与小品文;如《西游记》、《水浒传》;如
久享大名的《金瓶梅》,至于西门庆之辈,连因果报应也全然不在话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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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讲什么善恶报应,任你皇天后土、佛陀鬼怪,也挡不住他泼天富贵。西门
庆之流自与哲学不沾边,但他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市民心态的某种变化。
所谓俗变雅也变,即不但市民阶层在变,而且士人文化也在变。徐光启
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徐霞客代表的是另一种文化;戚继光代表的还是一种文
化。更重要的,则是乱自中来,以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文化终于遇到大挑战。
虽然中国学术界习惯上将宋明儒学统称为宋明理学,但心学尤其是明代心学
显然与理学有大区别。而王守仁则是这个时代文化的突出代表,他的哲学思
想,代表的并非昔日的传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的精神。
然而你变我也变,我却没有你变得更快更深更大。于是在渐变与突变的
历史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终于拉开了巨大的历史距离。
明代思想文化,处在这种四处生变的大环境中,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种种特质,又反映了它的历史转变的洪流中不能不以变应变的时代特色。
总体说来,明代思想有过数次变化,而且,直至明朝灭亡,这些变化犹
未完成。
明代初期,朱熹的理学地位终于得到确认,朱子之学一变而成为官学。
理学虽发之于宋,但在宋元之时,其运不佳,以致士人入考,称朱子之学者,
就会被取消资格。元代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其官学地位的确立,则在明
初。明太祖立国兴文,即有解缙上书,建议上接唐、虞、夏、商、周、孔,
①
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始修
儒学三部大全,即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
虽然并非只收朱熹注作,但朱熹思想在其中却占有突出地位。自此,朱学统
治明代初期的官学,成为定论。
程朱理学主要是朱子学说占据统治地位,顺应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建立
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对明王朝前期的强盛与繁荣确有意义。其情有类于汉武
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但毕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武帝之举,乘历
史兴顺之风,有泱泱大国之气;明初尊理,其成效却是来得也疾去得也速,
徒令一帮旧儒生些树老臣亡、盛事不再的感叹。明代内外的变化,实非统治
者可以随心所欲,其思想变化,也绝非程朱理学能够局限的。于是自明中叶
开始,明代思想为之一变。这种变化,简而言之,即是从宋代理学开始向明
代心学转化。
明代心学约从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时开始。
陈献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