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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控制，而就在这个世纪中叶，连世俗的专制权力也将在英国消失。因此，
他既没有与宗教决裂的主观想法，也没有与宗教决一死战的客观需要。他只
是对宗教采取一种新的姿态，前人碰到的重重难题就在他的学说中迎刃而
解。他相信，至少他说他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力图证明上帝是不可研究而
且也无法研究的。但对世俗间的事件，他也不要上帝来管。他认为上帝应对
神学负责，而世俗间的一切均应由科学负责。所以，他才打起那么鲜艳的旗
帜：“知识就是力量”。罗素先生认为，这口号也许不是由培根首次提出的，
但即使如此，他也有自己的贡献。他对知识的信赖超过他的任何一位前辈。
纵然那句名言并非他的发明，经过他的诠解，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口
号只能是科学时代的产物，倘在中世纪，甚至在哥白尼时代都是不能想象的。
知识就是力量，上帝是什么？只消这么一句，就有可能给请到火刑柱上去。
而这句话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中国产生过某种新奇的不失宣传价值的
精神力量。
培根不但强调知识的功利价值，而且认可它的道德价值，他干脆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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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知识即道德”。在他看来，无知便是无德，有知识才能有善行，知识
是善行的真理。培根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尤其容易得到认同和支
持。
因为重视知识，必然重视教育。培根一生不曾作过教师，但他却堪称一
位社会的导师。他的 《论说文集》，起过广泛而久远的教育作用。由知识而
论德，由知识而论人，由知识而论及人生的方方面面，正是培根人生哲学的
基本特色。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类的知识应与人类的权力相统一，就像他在《新
大西岛》中描绘的一样。知识与权力归一，知识和权力都必须服从自然，这
正是培根对知识、权力、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他说：“人类知识和人类权
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
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①
自然，人类文明未止知识，尤其并不限于自然科学知识而已。这一点在
18世纪启蒙运动中得到最充分的反映，而在培根时期，历史所要求的正是这
种对知识的推崇和信任。
培根重视知识，宣传知识，十分精彩，但更精彩的是他以“二重真理”
的方法将上帝请出人间，让知识与科学技术取代上帝的位置。在他看来，科
学技术更是人类福祉。虽然他对科学的理解常有失误，对许多与他同时代的
伟大发现，他或曾浑然未觉，或曾视而不见。比如哈维曾是他的私人医生，
但他对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似乎一无所知。比如他虽然也曾强调数学的重要
性，但他对数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其实并不十分明白。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
广告人，他非常擅长宣传。他宣传的价值重在讲解这些科学技术的作用，但
并不能使自己成为所宣传内容的行家里手。他更重视的是让这些科学技术发
挥作用。他只是一个买主：你怎么制造的我不管，我只要知道他确实有用就
行。而且一经证明，他还要尽其全力，讲给更多的人听。
他对待科学的态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议论。他认为“历来处理科学的
①
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而他对这两种人，都不赞成。他说：“实
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
②他主张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因此，他喜欢蜜蜂，“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
的，它在庭院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
③
化。”他说哲学应该如蜜蜂一样的，“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
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
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
力之中。”④
培根重视科学技术，虽非科技里手，却有远见灼识。他对中国古代的几
项重要发明，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他只知道四大发明
中的三项发明。
作为一代新人，他不但对经院哲学痛加鞭挞，对古希腊哲学同样态度轻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 页。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75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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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不以为然。他一生批判最多反对最力的与其说是经院哲学家，不如说是
亚里士多德。实在亚氏的逻辑方法盛年久矣，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是非予
以清算不可了。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一位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但他面对人类近
代科学，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的思想方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人类
进步的动力，反而成为某种障碍。尤其他所创立的逻辑思维方法和近代科学
的实验品格相对比，更是格格不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人物，并非始于培根，
但培根确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据研究者说，伽里略之所以被教会
迫害，特别和他反对亚氏理论有关。可见近代科学人物是很难与亚里士多德
相安无事的。培根作为新时代的鼓吹者，自然不能不把对亚氏的声讨和批判
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培根对古希腊哲学界，几乎全无好感。这态度在一个远离西方哲学的人
看来，不免有些傲慢。而在他那个年代，确乎有此必要。或许这就是我们中
国人常说的“矫枉过正”，请听他的高论：
“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
相违背的一种智慧。这样看来，诡辩家这一名称，虽为那些愿被认作哲学家
的人们轻蔑地抛回而转敬给古代修辞学者高嘉斯、蒲鲁台高拉斯、喜庇亚斯
和普拉斯等人，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齐
诺、伊壁鸠鲁、笛欧弗拉斯塔斯和他们的继承者克里喜伯斯、卡尼底斯以及
其余人在内。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
城市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并且收取价钱；而后者则高自位置，表
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校来讲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取报酬。这两种
人在其他方面虽不相等，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
哲学宗派以至异端邪说而为之哄斗；所以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如戴昂尼
夏斯对柏拉图嘲笑得很对的说法）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①
总而言之，无论他是浪漫的也好，尊严的也好，还是另一种风味的也好，
一概没有什么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地方，而最沉重的批评乃是“论道式”的概
括。中国人喜欢论道，对此难免迷惑，然而，西方近代文化毕竟实验为重，
论道为轻。培根对古希腊哲学颇有些笔锋所指不分良莠的味道。
相比之下，培根的政治表现不算出色。但他绝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的
政治观念同样也是与历史同步的。他反对君权——主要是反对“君权无限”
和“君权神授”。他认为：“为人君者有如天上的星宿，能致福也能致祸，
②
受很多的尊敬但是没有休息。”他认为：“一切关于帝王的箴言，实际是包
③ ④
含在这两句铭语里的。” 哪两条铭语呢？第一，“记住你是个人”；第二，
⑤
“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的代表”。那么，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两句话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