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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家的帮助。唯一可靠的、实际的与长久的防卫之道，就是依靠你自己，
依靠你自己的勇敢和才能。”①
然而，如前所述，尽管马基雅维利有如是种种表现，他还是一个大有争
议的人物，以致一些研究者根本就不承认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其中最主要
的两个理由，一是他鼓吹非道德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一是他鼓吹专制体制。
鼓吹非道德性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马基雅维利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而且大言不惭，振振有辞。他的这种鼓吹，在他的《君王论》一书中，
差不多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以致常将一些真的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正人君子
们气得红头胀脸，说不出话来。
比如，他主张君王可以不顾道德，为所欲为。他本人并非不知道什么是
美德，什么是卑劣。他还做过一番文辞优美的比较，但不怎么忽然笔锋一转，
就将杨贵妃变成了安禄山。他比较说：
“某一位是出名的慷慨解囊者，另一人则被指为贪婪劫夺者；一个残暴，
另一个仁慈；一个是言而无信，另一个却是忠诚可靠的；一个懦弱而带有脂
粉气，另一个却粗暴而勇敢；一个是善体人意，而另一个却居傲无力；一个
荒淫纵欲，另一个贞洁自持；一个坦白，另一个奸诈；一个硬，一个软；一
个庄重，一个轻薄；一个信神，另一个不奉宗教——两者适相对立，诸如此
②
类。” 自然，马基雅维利也希望人人能遇上一位具有美德的好皇帝，但要命
的结论在下面：“不过，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放手做坏事，不要多所顾虑。
同时，有些罪恶，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于危亡，那他就绝不该为了做
①
坏事招来毁谤而介意。”这就说，如果为着某种正当——我们姑且承认他是
正当的目的，那么，君王就完全有权力进行各种罪恶勾当，不论这勾当是属
于贪婪也好，是属于残暴也好，是属于居傲无礼也好，是属于荒淫纵欲也好。
如此奇谈怪论，令人惊异不置。可是，聪明的马基雅维利先生偏偏忘记了，
越是那些心地黑暗的坏蛋，越擅长为自己的罪恶行径找到理由。
又如，他认为一个新君，为着稳固自己的地位，照样可以不择手段，而
且还应学会看准风向。他这样写道：“一位君王，特别是一位新君，为的要
保持他的国家，时常被逼采取一些背信的、不仁慈的、不人道的以及反宗教
的行为，所以他不能奉行人所以贵乎为人的种种事情。因此，他一定要有这
样的心理准备，可以随时看准风向，按照不同的命运的指示，去求得适应；
同时又要象我在前面所说，如果可能，君王应不违善行，但为时势所逼时，
他又是能够做坏事的。”②
马基雅维利不但准备好了为君王的必要恶行叫好，而且时时不忘为打算
因为某种必须而作恶的君王们支招。但是，因此，便轻易地否定马氏政治哲
学，却又不妥。
① 《君王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05 页。
② 同上书，第66 页。
① 《君王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66 页。
② 同上书，第7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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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他是一位公然教唆君王看风向，公然主张君王可以不守信用的人
物。他认定，守信用对统治有好处时，就守，否则，就不守。即使作一个伪
君子，来点口是心非，也全然无妨。
这听起来够可怕的，但这理论其实并非只有他心里才有，实行这理论的，
更是比比皆是。不过别人往往会千方百计为自己找借口，给自己圆场，给自
己脸上贴金，或干脆来点厚、黑之道。他却一下子把秘密讲了出来，结果文
过饰非的满面红光，说实话的倒被打肿了屁股。
政治家们惯于使伎俩，看风响，重权术，轻然诺，大约自古而然。即使
现代西方国家的大选，人们常常讥讽当选者没有兑现当初的竞选诺言。这其
实也是一种弄权术，看风向。但完全不看风向，怕也不行。因为政治家的成
功资本之一就是获得选民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不知不觉间，就有些讨好选民，
跟着感觉走的意思。东方人说得更漂亮，叫作既不脱离人民，又不落后于人
民。政治家与思想家本来有很大区别。思想家的一个主张，虽然100年都没
人理睬也不妨事，孔夫子的主张，讲了一辈子，没人听他，几百年后却成了
中国的第一大显学。政治家则不行，你的主张，必须迅速得到选民的理解，
如不理解，只能落选。在没有选举权的时代，人民急了，就会造反，统治者
为着保护自己的特权，岂但看风向弄权术而已，甚至不惜借刀杀人，搬神弄
鬼。但把这样的意思大言不惭说了出来，一点修饰都不要，难免叫正人君子
愤怒，叫心地黑暗的伪君子们不大好意思。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基雅维利先生这许多不要道
德、不讲信用，甚至公然教君王可以做坏事的话，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样
一个马基雅维利，难道也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者吗？
我的看法是，确定一个人是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标准，主要不在其道德意
向，而在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他思想的主导方
向是什么，以及他的言行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果。
马氏的政治道德观念本不足论，但他的基本思路却和人文主义思潮相一
致。特别是他的非宗教性的世俗政治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尤其显得难能
可贵。
马基雅维利认定君王可以作恶，与他的人性观也有直接联系。在他看来，
①
人性既非全恶，也非全善，“人并不是完全坏的，也非完全无缺。”因此，
对于人的恶劣的一面，非有严厉的针锋相对的方法才行。——顺便说，大凡
在时代变革时期，此类人性理论往往顺势行时。用我们中国人的惯常说法，
就是以恶治恶，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在马氏看来正是顺情顺理之事，至于道
德与否，则无关宏旨。君行小恶，莫怪吾行大恶矣。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道德观，又与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有关系。我们前
面屡屡提到，佛罗伦萨既是彼时最先进的人文城邦，它的地位在马基雅维利
时代又遇到严峻挑战。它先进却不强大，它文明但不足以抗恶，这种奇特的
形态对马氏政治哲学的形成自然也有特别的启迪作用。
此外，许多研究者特别是东方的研究者认为，马氏的政治道德恰恰反映
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需求。这自然也有道理。资本主义尤其它的
初始阶段，它最强调的是竞争，最崇尚的是功利，认为最不能被侵犯的是私
有权。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数不清的金钱万能的实例和阴谋诡计。马氏的
①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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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缘发于斯，固未必圣洁，亦不必圣洁也。
但无论如何，公然主张非道德性的政治哲学都是极其有害的。而且资本
主义后来的发展历史也以血的代价证明：无论什么社会，践踏道德的结果必
定是残害人类自己。政治家固然必须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但政治家并非全然
没有原则的动物。以小人之心搞政治，只怕成“家”无望，成为小人则特别
容易。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性政治哲学，固然事出有因，但是实不足法。
马基雅维利引起后人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君王论》中主张甚至
美化专制体制。
人们不仅要问，作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难道他可以同时是一位专
制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吗？
这里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