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历史上频频变化着的多是形文化。形文化激变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它在日益被现代化异化着，已经岌岌可危。我们正在失去抵御异化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处于激变的形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姓名称呼、民俗民风、节日文化、礼仪礼节、民宅建筑、生活习惯、诗歌艺术、价值观。兹逐一叙述之。
语言文字
汉字由甲骨文演化到今天工整的楷书，基本完成了演化的使命。然而好变的中国人在本无可变的情况下，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推广简化字。由于被简化的字占的比例过大，笔画删简得过猛，几乎等同于另立了一套新文字体系。本是一种可以为世世代代的人服务的工具——文字，突然被拦腰斩断，变得只能为一部分人服务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不认识繁体字，而周边汉字圈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不认识简体字。最糟糕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将一直延续给子孙后代。据伍立杨先生提供的数字可知，中国共有典籍约二十四万种，毁于水火、兵燹的约十四万种，现在存留约十万种。越往后，人们对繁体字将陌生，显然，能读懂这些繁体字典籍的人将越来越少。文字传承将因无谓的“变”而深受影响已成定局。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书写方便，其实古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发明了草书等速写字体。在民间，书写汉字时使用草体已经约定俗成。实际上，汉字印刷体是一个体系，手写体又是一个体系。所谓简化，不过是把两个体系合而为一，印刷体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这不符合文字自身的规律，英语、俄语等语种都是两个体系并用的。当然，适当简化一些过繁的汉字是必要的，但完全没有必要给文字做大手术，伤它的元气。
二十世纪还有一个大变革——“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应该说这一变革有其必然性。白话文容易阅读，有利于百姓取得发言权，应该推广。但是万事有度，白话文太“白”了，就要产生副作用：白话文产生了与简化字同样的问题，两种语法体系形同天壤，文言文绝非是靠课本里安排几篇古文就能掌握的。语言是一种“训练”，没有“训练”环境，掌握起来将十分困难。试想再过若干年，十万种典籍岂不成为仅供摆放的古董？那时，靠什么传承历史呢？此为一不妥。文言文文法体系在短时间内激进地变动，非常容易引发审美观的巨变，寓于旧文言文文体中的精华很容易丢失。一些文学素养不高的作家恰好找到自我辩解的口实：什么是好文章？口语化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某作家语）；怎样提高作文水平？把形容词去掉就是好文章（某著名作家语）；何为美文？通俗的文章即美文（某评论家语）；怎样写文章？怎么说就怎么写（某作家语）……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白话文让一些本不会作文的人坐到了权威的位置上，此为二不妥。如果某代人有权改变属于民族整体的语言文化体系，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一天语法规则被取缔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此为三不妥。文言文重简约，白话文重明了，简约与明了本就是文章两要素，缺其一文将不文。文言文句式具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之功效，以它画龙点睛，文章立即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君不妨一试：取消文中的一切文言句式，文章立即变为乏味的豆腐渣。此为四不妥。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固然是一个胜利，但这种胜利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公元前280年，古希腊国王皮洛士率兵在赫莱克莱亚与罗马军队作战，虽取胜但伤亡巨大，以至于皮洛士总结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难道白话文的胜利不像这样的胜利吗？
姓名称呼
姓名称呼是典型的形文化。姓名是一种形式，不含指令色彩，涉及面广。这是中国惟一一种在传统社会一直未遭到破坏的形文化，当然应该算是中国国宝级的传统文化。古人姓名由姓名、字、号（绰号、谥号）等部分组成。名由父母起，最常用，从生用到死。字是在加冠成人仪式上被“宾”赐予的。使用字，表明进入社会了，社会上的人多以字相称，以示尊敬。字与名或互为表里，或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曹操字孟德，李白字太白。号也是成人以后才有的，为自起，多表明自己的性格、喜好、籍贯等，像欧阳修自号醉翁，陶潜自号五柳先生。绰号、谥号是他人、后人加的，如韩愈谥号韩文公等。从大处看，作为形文化的姓名有三大功能，一为识别功能，二为尊敬功能，三为文化功能（雅趣）。也许正因为这三大功能乏恶可陈，得以保留了数千年，这在中国算是个奇迹。然而，二十世纪初叶，它还是被现代的单名制取而代之了。这实在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人总得有个标记，识别功能是姓名之基本功能，不能不保留。问题在于，尊敬功能与文化功能就不该保留吗？这的确值得认真思考。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喜欢一样东西，才会给它起不止一个名字，比如酒，我们还称其为“琼浆玉液”或“杜康”，此外像称饭为膳、称番茄为西红柿、称钱为货币……简直举不胜举。“物”的多名制保留得完好无缺，只有人的多名制被废除了，这不能不让人发问：为何如此贵物而贱人耶？答案就是：不能容忍一种形文化持续太长的时间。实行单名制，事情远远未完结。姓名的雅趣有利于增强文化涵养，两三个字之中蕴藏着意味深厚、探之无穷的奥妙，像“太白”（飘逸）、“醉翁”（狂放）等都早已成为文字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诗味郁郁、存之久远、不落窠臼、变化无端的姓名本身就是迷人的文化迷宫，供人们品味。
需要强调的是，起于八十年代的取两字姓名之风，似乎已经走入姓名变易之极端（一个字的姓名是不可思议的）。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有的名字，在极小范围内就有上百个重名者，连识别功能都不能正常发挥了。
作为形文化的称呼比姓名的外延广些，使用频率更大些，尊敬的功能也更强些。如果不要尊严，光有姓名就够了，管什么父子、师长、亲友，一律都直呼其名就是了。那样的话，人就不再是文明开化的了。中国传统称呼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尊称与谦称之分。尊称用于称呼他人，贵（如贵姓）、尊（如尊夫人）、令（如令堂）、府上、阁下等；谦称用于称呼自己或自己一方，如小、愚、敝、不佞、寒舍、家父家母等。称呼的尊卑之分，最大好处是提示人要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是一切社会的道德基础，无地域之别。无论到哪个地方，通过称呼一下子就可以判断：这里是文明的，抑或是野蛮（未开化）的，因为称呼是最直观的。执是之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都竭力保护传统称呼，避免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尊重他人由教化而来，人的本性中并没有这一要素，用文明的方式称来呼去，就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训练”。这种“训练”能够潜移默化，扎根人心，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寓道理于形式、程序、过程之中——这本身就是形文化的最大特点。形文化都是约定俗成的，全体遵守之，其存；全体漠视之，其亡。它一旦被破坏或否定，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文革”改变了本来就所剩无多的旧有的称呼体系，重新制造了一个庞大的蔑视人权的新体系：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称作“五类分子”或“黑五类”，把知识分子称作“臭老九”，把九类被贬斥者的子女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把迫于生计跑到城市的农民称为“盲流”，把对现实有所不满的称作“现行反革命”，把非工农出身的有文化的人称作“小资产阶级”，把内部的异己分子称作“修正主义分子”，把出过国的称作“特务”，把被捕过的称作“叛徒”，把没有“问题”的人称作“同志”……仿佛倒退到了蛮荒时代。别小视称呼上的变化，这样的称呼持续了十年之久，就是善良的人也不由得信之三分了。
民俗民风
中国一向有尊圣人言之传统。先看一看圣人言：“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心，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先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