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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而终”塑造出一批楷模。那边是孔孟皇家的道德文化大院，这里挨着就出了一批贞节典型，是楚越人学习的典型。理由是你们的祖先舜帝就是宣讲道德文化的。但舜的道德里所推崇的是淫美，而孔孟皇帝推崇的是淫恶，深谙政治的朝廷命官们对此绝口不提。他们只提孔孟，只提“淫恶”。可能正因为“淫美”曾经成为蛮越人御外的强大动力。而按照楚越民族的理解，淫才有子嗣，才有家，才有爱，才有生命的延续，才有部落的壮大，从而才认识了淫之美。男人会为这个美浴血奋战，拼死抵抗外来的侵略。
同样是“淫”，中原说恶，楚越言美，这是“两种文化基因在‘人生观’上的巨大差异”。比如：“中原人死之后，丧礼立足一个‘哀’字，而楚人却立足于一个‘乐’字。‘哀’的根源来自于周公及孔孟学说的封建礼教，‘乐’的根源则来自楚人原始的‘灵魂观念’所决定的‘人生观’。”〔5〕楚文化“以歌代哭”〔6〕的丧俗出于他们“视死如归极乐宝地”的乐观精神。这种“淫美”精神“丧乐”精神在与异族作战时体现得更充分。这就是湘军无往不胜的民族风骨。正是这些与中原格格不入的“淫美”、
“丧乐”精神，使这个小小的百越族能够顽守一隅，坚守了三千多年。为此，京城的皇帝们食不香，寝不宁，淫不美。他们给这些土著部落酋长不仅封侯加爵，玩尽空手道，还敕撰了很多好听的县名，以示对九疑宠爱有加：汉武帝设舂陵侯国，隋末改梁兴，唐初改唐兴，武则天时改武盛，天宝元年改延唐，大历二年又设大历，一直跟中央保持亲密关系。直到北宋开国元年，中原倾兵南征蛮夷大捷，才叫宁远，意曰“武定功成，远方安宁”。〔7〕平蛮之后，朝廷不再任用本地人做官，由朝廷直辖亲点外地人当县令。仅举清代（1649～1911）二百六十二年间，就换了一百二十七届县令，其中无一湖南人。而在民国三十七年（1912～1949）中，换县长四十二届，基本都是湖南人。朝廷一面对蛮夷实行独裁，一面施行儒教。朝廷认为，南蛮之野难以颠覆，是“淫美”、“丧乐”精神在作怪，倘他们能疾“淫”如仇，哪来人强马壮？倘她们能丧夫守孝节哀，视死为悲，哪里还有“丧乐”？倘若那里的女子都愿做贞女不嫁，岂不是不征自灭？于是千里迢迢，他们要到这荒山野岭里建一座孔庙，立一块贞节牌坊，以昭越人之敬仰，其用心良苦、皇恩浩大，苍天可鉴。
让人百思不解的是，皇帝为什么不在他的后宫御花园里立一块贞节牌坊哩？好一个孔老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咋不为皇帝写一条“己所欲，当施于人”呢？
“淫”一词由远古的褒义演化成后来的贬义，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观念决定着它的词性，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长河中人格、政治、道德理念的流变，禁限和开放所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果现在的“性”是一种中性词，那么，古“淫”比今“性”当更具积极健康之意义。后来，随着史官文化对“淫”的贬斥、涂炭，取而代之的“性”才得以出台。然而，性，依然是国人谈虎色变的忌词，这是民族传统文化禁限的结果。这种禁限压抑着人性的自然发展，钳制人的能量的发挥。因之，我们有必要用科学、美学、人学的伦理重新看待“淫美”的积极意义，把“婚姻的乐观启示”与“通奸的颓废沉溺”，把“人性”与“道德”、“理性”与“乱性”、“淫美”与“淫恶”理智地区分开来，拓展东方民族尚未开启的蒙昧领域，从而释放广泛、巨大的社会潜能。
日记与史学
（代序）
？ 罗以民
我推荐出版《宋云彬日记》（下称《宋记》），是我觉得它对于今后治中国当代史——无论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甚至是物价史、再甚至是小至酒价史的人都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书。山西人民出版社今年正式出版该书；名为《红尘冷眼》。
胡适序董康《书舶庸谭》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宋记》堪属琐屑，事大至为何毛泽东选票会少了一票，事小至买几个酒杯价几何，皆记。然宋云彬官曾至副省级，又骤成“右派”，其间之巨大落差，可使这位熟读经史的人感慨良多。宋云彬曾任过建国后浙江省历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后来又校注过《后汉书》，我们多少可以从《宋记》中看到一些史家眼光。《宋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真实。宋云彬喜欢直抒胸臆，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一部可以见到真性情的文字，甚至字里行间还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一点“名士派头”。1957年之前，他基本不用曲笔。他三十年来的日记基本不说假话，无谄媚之语。实在说真话又不行时，那就只能不记日记，如打成右派后的一段时间他就不记。但从他在杭州罢官后一连数日敢于赤脚走到河坊街的记事，完全可以感知他当年内心的痛苦和愤怒（虽然他在日记中巧妙地记为因为患脚气而赤脚，但这也似乎是为了应付当时的检查作一借口）。宋云彬不是完人，也有不少缺点，日记中也有不少错话；但他记下了在“文革”开始时，为了保全自己，竟然一连贴了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海宁同乡、版本学家陈乃乾十几张大字报的事。惟独这种“血淋淋”的真实，方使我们感到这种真实的力量。那是一个使人疯狂的年代！这样的日记方配为正史作注脚。
封建社会的正史多是“为尊者讳”，因此要弄清历史的真相，不妨多读些日记。
一
第一，日记可纠正史之误。
1900年庚子之战，从大沽守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直至清廷的宣战诏书皆称八国联军首先开炮，而八国联军则称清军首先开炮。我国史书向持“联军先开炮”说。但根据当时中外报纸的报道（有部分外国记者亲临观战），及俄国《新边疆报》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斯基的战地日记的记载〔1〕，可以确知系清军首先开炮，只不过试射和第一群炮弹均为远弹。当时联军军舰已侵入中国内河，清军首先开炮并无不当，何况裕、罗早已接到了要求他们切实阻击的“严旨”。清廷当时称对方先开炮，主要是为了唤起内外舆论的同情，而罗、裕则是出于某种个人的考虑。
又如，雍正御修的《圣祖实录》记载康熙的形象为：“上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2〕但这段话到了《清史稿》里竟变成了“岳立声宏”〔3〕，由“高鼻子”成了“高个子”。其实，康熙身材仅中等，而且还是麻子。1692年来华的俄国使臣伊兹勃兰特·伊台斯（荷兰人）的日记明确记载康熙“中等身材”，“脸上有麻点”，但也记载了康熙“鼻子隆起，略歪”〔4〕，此条与《实录》同。如果我们再考证与这位荷兰人同时都在中国的两位法国耶稣会士的报告〔5〕，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伊兹勃兰特·伊台斯日记记载的正确性。至于康熙身高，再考之于今北京故宫保存的康熙衣袍，可以确定决不会超过一米七。
第二， 日记可补史籍之不载。
如《曾国藩日记》载清军攻下南京，“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6〕，可见洪秀全五十岁死时，已非常衰老，或者洪原本就是秃顶。此种记载惟曾氏可记，因为洪秀全久居深宫，头又戴帕，即使天国将士亦很难知道他们的天王是否有头发。
又如，《圣祖实录》多记“上行围，射殪一虎”或数虎，但皇帝仆从甚众，实不知康熙是否能亲自射死老虎？读《张诚日记》方知康熙至少用火枪亲自射死过三只老虎，并且有详细的描写。而且康熙射箭亦极准，还能左右开弓，骑术过人〔7〕。张诚为法国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随侍康熙多年，但其记载并不示之于清廷，受众仅是法国或后来译传的欧洲人，因此就较为客观准确。再如，康熙至古北口阅兵，张诚就认为“像这样八百人一营的步兵（按：配备有五六十门小炮），肯定抵挡不住我们的一百人组成的骑兵中队（按：指法国军队）的冲击”。〔8〕这样的记载肯定要为清廷所不高兴。明清两代有不少西人来华日记存世，这实在是我们以往较少进入的一个史料库。
第三，读日记可见出历史人物的习惯。
如读《林则徐日�